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10年间,中国经历了由传统国家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实现了由君主专制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到人民民主专政三种国家制度的历史跨越。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历史上也难觅先例。“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1](P24)近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变革以国家观念转型为理论先导,而新国家制度的建立又为观念转型提供了某种制度保证。只有将国家观念的更新与国家学说的兴替、人民大众的觉醒、国家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进行互动考察,才能准确揭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往,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作过一些个案分析,但缺乏比较系统、全面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基本史实出发,进行动态考察与理论分析,并就内中值得人们反思的若干问题作深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评正。 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基本轨迹 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反映形式,国家观念则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形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领土、人民、主权;主权则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君,是区别传统国家观念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分水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历经坎坷,“索我理想之中华”,[2](P177)表达了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魂牵梦萦的执著追求。 在中国2000多年的宗法专制社会中,传统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地支配朝野。普天之下,人们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以中国为天下,他国为蛮夷;不明“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把朝廷误认为国家;不晓“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以国家为君主一姓之私物,而国民则为君主之奴隶。反映到理论形态,则“华夏中心”论深植人心,“皇权至上”、“朕即国家”被奉为天条;由此而构筑了“君权神授”的帝王论、“民为邦本”的民本论、“忠君报国”的道德论、“用夏变夷”的征服论。“君权神授”论借助于天意,证明皇权至上的神圣性及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永恒性。“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论强调“本固”才能“邦宁”,是以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着眼点仍在维护君权。“忠君报国”论要求人们把忠君作为政治伦理的金科玉律,用忠君来体现报效国家的赤诚之心,以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沦为唯君至上的愚忠思想。“用夏变夷”论从政治改造和文化同化着眼,以武力与文化征服并用,使万方来朝,展现的是华夏中心主义的心态。 君主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曾促成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百姓安定和民族的内聚力。然而,15世纪末世界地理大发现后,尤其是17世纪40年代后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时代,中西之间逐渐出现时代落差。“康乾盛世”过后,中国已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其固有弊端显露无遗。首先,它的封建统治体制及其精神支柱,难以适应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次,它描摹的“天朝模型世界观”,助长了国家政策中的唯我独尊和无须外求的自傲,导致中国闭关自守及在近代落后挨打的惨局发生。事实上,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可怕的历史惰性力,成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产生和民主制度建立的巨大障碍。传统国家观念不破除,中国将长期滞留于中古,近代国家制度的变革便无从谈起。 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刺激士大夫中的极少数先觉者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枬等,率先从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混沌中惊醒,开始把视野从“皇朝”展拓至“海国”。他们不约而同地编纂世界历史地理书籍,第一次把“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并不代表天下,方位也不处在世界的中心;中国只是世界中的一员,除中国外,地球上还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有各自的领土疆域、历史沿革和社会生活;中国也并非尽善尽美,外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乃至政治方面有许多超越中国的高明之处,值得中国师法。开眼看世界的事实本身更表明,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蒙昧主义一旦被打破,国际眼光一经被打开,必将催生其国家观念逐渐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并开始了使中国由“天下”回归为“国家”的艰难历程。 从19世纪70年代起,以外国传教士、出国开明使臣、早期维新人士为媒介,把西方近代国家观念渐次输导到中国。上述三类人员介绍西方国家学说的主观动机有所不同,立论也各有侧重,但已涉及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和三权分立学说,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和天朝意识的挑战,表明国家观念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对峙拉锯和相互消长的状态。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尊卑观念;启迪国人依据国际公法准则,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警悟国人要真正平等地跻身于国际社会,必须发愤自强。于是在革新人士中,有关税自主的主张,有废除领事裁判权的呼吁,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呐喊。正是由主权意识发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发生裂变,近代的国家观念逐渐化生。与此同时,因“中国中心”无奈舍弃,“夷夏之防”难以为继,“应变”意识朝野涌动,清政府被迫对国家体制作局部调适,乃有总理衙门之设。 甲午战争的丧权辱国,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成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催生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4月康有为创立保国会,把振救“国地”、“国权”、“国民”纳入该会宗旨,警示国人:中国的领土不许别国宰割,中国的主权不容别国侵犯,中国的国民不准别国欺凌。稍后,梁启超在1900年2月发表《少年中国说》,直接用三要素论来诠释国家的构成。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3](P124)1904年,25岁的陈独秀专门著文《说国家》,也提出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主权,强调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行使主权者“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4](P40)从维新领袖康梁到激进青年陈独秀都聚焦于国家问题,不约而同地解析国家要素理论,既反映了一批革新人士心系国运盛衰、企盼国家自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表明中国有识之士在西方国家学说的启导下,树立了比较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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