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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6)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李华兴 张元隆 参加讨论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
    近代国家观念演进的历程表明:用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只是换了招牌,货色依旧。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只有从观念形态的深层次,从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高度,真正唤起全体国民独立民主自由人格的觉醒,才能促进国家制度的改造和完善,才能在人民的监督下,发挥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
    国家观念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新。弥足珍贵的是,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早在100多年前就已关注到立国必先“新民”的思想启蒙。
    甲午战后,严复曾表明:国家要富强,基础在国民,国民的智慧、德行、体力是最根本的因素。此“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40](P514)他为国家富强开出的药方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戊戌维新夭折后,严复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民智不开”,“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41](P527,525)梁启超在汲取维新失败教训后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10](P211)他一再倡导“新民说”,主张新国必先新民,国民应树立自由、民权、义务、自尊、自治、进取、合群、冒险、尚武等思想,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0](P207)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报》和《新民丛报》在所谓“国体”、“政体”问题上有过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又几乎一致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民德不足,实行民主政治(不管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的条件还不充分。青年时期的鲁迅也清醒地意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因此,“角逐列国”,“其首位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42](P56-57)可见,19、20世纪之交的革新人士,已注意到“新民”与“新国”的关系,并呼吁通过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制度的变革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基础上。然而,这一目标远未实现。
    在新文化思想启蒙中,陈独秀勾画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进程——先是“学术的觉悟”(指西洋练兵制械之术),继是“政治的觉悟”(指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争),再是“伦理的觉悟”(指批判纲常伦理,倡导个性解放),并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3]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相当贴切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他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最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44](P833-834)“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醒”,都标示着人的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更新,而这一点,无疑对国家的现代化举足轻重。
    事实上,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曲折经历,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制度虽然变了,但是人民如果没有民主自由的觉醒、共和立宪的精神以及相应的行为习惯,要想拿旧心理去运用新制度是决不可能的。形式和内容必须统一,国家制度的变革离不开人的国家观念的更新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五四思想启蒙的狂飙猛然而起,“国民性改造”成了先驱者最关切的重大课题。陈独秀痛切批评国人缺乏公德,缺乏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即使面对“国家危殆之势”,“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份内之事”;将国家兴亡和社会改革,“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他振臂疾呼:“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43]他满腔热情地希望中国青年养成“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5]新的国民性。李大钊认为,王朝兴替、制度沿革,“均不过一时民众思想之代表而已”。[46](P107)如果不改变国民劣根性,即使少数改革者把西方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移植到中国,也会在滞留中古的国民素质面前扭曲变形。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则提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47](P214)为此他特别强调加强人的心理建设,以奠定建设新国家的基础。鲁迅毕生研究中国的“国民性”,矢志不渝献身于“国民性改造”,1925年仍在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48](P31)
    注重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组织新民学会,就是期望从“新民”入手,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又说过:解放个性、民主,都是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内容,“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49](P239)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创造力,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13](P1060)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演进的历程表明,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困窘年代,从变革国家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都发自肺腑地强烈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可见人的因素之重要。毋庸讳言,对近代中国这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国度来说,真正具有比较成熟的近代国家观念的“新民”还只是一小部分,主要分布在一些知识分子、市民和从事社会革命的先进人士当中。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文盲,很难说他们具有近代国家观念的理性觉醒;中国沿海城市与内陆贫困地区之间,在国家观念的认同上也很不同步;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就更需要持之以恒地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使全体公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当家作主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以主人翁的精神,投身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并从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利益。
    通览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展的全局可知:由资产阶级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扬弃,引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建立;由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对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资产阶级国家观念的双重扬弃,引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索我理想之中华”的阶段性目标。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它只认可以时代潮流和人心向背为真理尺度的正谬界定。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也决不会辜负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全民族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反思历史,立足现实,开创未来,我们前进的步伐将更加稳健,我们国家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收稿日期:2004-09-3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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