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得好：“我们对于哲学的态度，必包含一个肯定的和一个否定的方面。我们必须对于一个哲学的这两个方面有了正确的认识，态度才算公正。”[27]（P41）对于中西古今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我们也应采取这样的科学态度。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创造出顺应时代适合国情的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学说，创造出新的政治文明。事实上，无论是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28]（P295）的通达，严复“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29]（P560）的广博，还是孙中山对中西文化“因袭、规抚、创获”的睿智，都表达了对古今中外思想学说的认同和大度。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逐步健全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正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和政治体制的产物；并且还将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时俱进的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始者师而法之，继者比而齐之，终者驾而上之”。[30]（P199）这段话，展现了百余年来中国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和充分自信。
    国家职能的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驱动于抵御外侮、捍卫主权的忧患意识，又交杂于国内频繁的战争动荡之中。这个历史背景与政治舞台，决定了它必然张扬了“国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凸显了国家机器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功能，而淡化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平衡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以致在认知上产生国家只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偏失，而缺乏对国家职能的全面理解与准确把握，使得国家应有的职能未能充分地全面地展现。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是从接受西方的国家“三要素”说起步的。从国家学说而言，领土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没有领土，国家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人民是国家构成的第一个要素，无人居住的土地，无所谓社会、无所谓国家。主权则是国家最重要的要素和属性，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如果丧失主权，即使拥有一定的领土和人口，也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由国家“三要素”说尤其主权意识化生的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激励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而奋起抗争，为抗日救国、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民族的尊严不容伤害，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成为近代国格醒觉的最重要的表征。
    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传入中国后，先进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从国家的构成要素深入到国家本质。国家要素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但并不等同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认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廓清了所谓国家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迷雾，创立了科学的国家观。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先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清了国家的阶级实质，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为推翻旧的国家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顽强奋斗。
    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却并不否认国家的社会性。国家既是阶级统治压迫的工具，又是社会协调平衡的机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国家的活动，“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31]（P432）在阶级社会里，社会虽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和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但国家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又必须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32]（P631）为了“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国家“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33]（P170）毋庸讳言，由于连绵不断的民族抵抗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中“有军则有权”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影响，中国人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时，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凸显了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和镇压职能，而忽视了国家也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面，冲淡了国家在调和阶级利益、协调社会发展、为发展经济和公共福利而进行干预的职能。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这种偏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最紧迫的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所吸引，人们的认识必须首先围绕这个最紧迫的需要而展开。但并不能说，这种片面理解就是正确的。回顾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曾经有一些关心国运的知识分子和中间党派，对国家的功用和职能作过理性的思考和有益的阐述，在思想史上很值得回味。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竭力呼唤用“人权和科学”，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929年至1930年，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公开向政府当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派不厌其烦地论述：（1）国家的功用在保障人权。认为国家“是全体国民互相裁制彼此合作以达到共同目的的工具”，这个目的在于“求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34]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一旦国民做人的条件失去保障，国家便丧失了它的功用。“国家的威权是有限制的，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是相对的”。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服从，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最要的条件，就在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如果“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35]（P544-547）显而易见，人权派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国家应该保障个人的权利，而人民服从国家必须以国家保障人权为先决条件。（2）保障人权依赖于国家法律。在人权派看来，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35]（P549）要争得人权，必先争得法治；要争得法治，必先争得宪法。宪法的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36]（P538）胡适不仅主张要有一个“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使“政府的权限要受到约法的制裁”，而且坦陈“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就不成“法治”，而是所谓“党治”。[37]（P532）只有在宪法或约法的制约下，才能使“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即使是国民政府主席，也“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38]（P527）从而根除践踏人权的专制行为。人权派关于人权与法律关系的阐述，反映了他们不满以党治国、侵犯人权的现状，表露出他们对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的政治诉求。（3）人权的必要条件。从国家和法律保障人权的基本观点出发，罗隆基在《论人权》[35]（P540-556）中提出了35条（原文缺第26条，实际为34条）必争的人权，强调了主权在民、国家应保障人权的功用和职能，描绘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蓝图。人权派明确主张国家要保障人权，用法律来维护人权和规范政府行为，试图“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符合中国人民解放的利益，也顺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体的中间党派，对国家职能和主权在民的伸张更是百折不挠。《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39]（P71-87）明确宣布，民主体现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上，至少必须做到：第一，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这是体现民意，推行民主的起码条件。第二，设立议会机构，使人民能够通过议会决定政府政策，监督政府行为，真正成为国家和政府的主人。第三，实行选举制度，在人民享有政治、法律及社会生活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使民主选举制度真正发挥效能。《中国民主同盟纲领》[39]（P66-70）更明确规定：（1）“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人民组织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永远属于人民全体。”（2）“国家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3）“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
    无论是人权派对国家保障人权的呼唤，还是民盟对建设民主国家的设定，其能否兑现，都有赖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因而它虽然能在知识界和有产者中产生强烈共鸣，却由于未能触及工农大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问题，最终只能是有花无果。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不能实现的思想，未必不含有真理的因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发挥国家在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职能，更好地以法治国、保障人权，使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以完整地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使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