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人们纷纷对本世纪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作为历史研究者，借此机会对百年来辛亥革命研究作点小结，也是很有必要的。辛亥革命史在学科分类上只能是一个小小的三级学科，而从革命进行的当年到今天，从国内到海外，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人何其多，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凭笔者有限的学识、见闻，凭这万字左右的文章，实在难以全面地勾稽铺陈，一一论列。取巧之法，乃就管见所及，仅对中国大陆20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作一鸟瞰式回顾，即使如此，也还不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恳请识者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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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不仅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三次巨大变革之一，也是20世纪世界上伟大的事件之一。其深远影响在事变当时就已被具有眼光的人们所认识。 因此， 关于这场革命的著述几乎在革命准备时期就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这是一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研究，随后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了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了日本，在那里从事革命活动。其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1911年出版的《大革命写真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中国革命史》（苏生著）和1912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记事本末》（郭孝成编）、《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则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早期记录。如果说前几种多是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的话，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那个时候的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氏还提出了写作信史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注：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至今对于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不久，人们可以从容地编纂历史，出现了有一定编著体例的著作。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容共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民政、司法、自叙，初备专志规模；而谷钟秀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以上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起点，其创榛劈莽之功不可没。
    后来，有更多的辛亥革命参加者撰写回忆录式的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记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记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人物传记，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月旦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以不符事实为由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士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收集到的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有较详细记述。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关于孙中山传记的两部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文字，其篇幅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邓慕韩、谭彼岸、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
    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这些科学论断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方针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了一条线索。这类著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方面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00-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