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十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这时我国大陆学者已开始注视到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周锡瑞（美）《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韦慕廷（美）《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薛君度（美）《黄兴与中国革命》、史扶邻（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陈志让（加）《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等。同时，大陆学者走出国门，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我国大陆与台湾学者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开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大陆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而且把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显学。于是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中国大陆各省八十余位学者和来自中国港澳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四十余位学者出席。后来又有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及香港和美、日、韩、德等国家学者参加了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两次会议与1961年第一次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加广泛，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作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作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对社会心理的研究热潮，对辛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袖人物的政治心态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对当时社会心理、“反满”情结的剖析深化了人们对辛亥革命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一部分学者对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及其原因作了重新审视，有人甚至对辛亥革命“失败说”提出了质疑。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对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的人物以及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了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的“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辛亥志士们不仅为革命后的法制改革确立了理论原则，设计了实施方案，而且制定了共和国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并开始着手建立一套适应共和政体的法律制度体系。对辛亥时期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缺乏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对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现在这一学术空白由体例完整，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张希坡著）填补了。另外，新近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著），从“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着力探讨了清末民初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域。在近代史研究中，近年有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的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新政”的进程，通过清政府的改革，中国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还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造成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看法，一部分学者发表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是清朝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从而再次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版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甚至提供了澄清有关史实、突破已有结论的可能。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的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著述，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领导人以外的更多人群、扩大到革命营垒以外的各种类型人物身上，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年谱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的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是继《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之后的又一种碑传集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挖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辛亥革命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绩斐然。然而从总体上看尚未达到完全成熟的水平，薄弱环节以至空白地区很多，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探讨，还有大量工作有待我们努力去做。辛亥革命研究当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之中，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像法国大革命研究已跨过第二个100年一样， 辛亥革命研究在新的100年里将会继续深入进行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章开沅等：《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林增平等：《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