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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著《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二百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情况来看，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巨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不仅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新中国建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就的成果《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文集》。这一年刘大年发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不同意那些夸大满汉矛盾，把反满斗争看做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或者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运动”之类的荒谬观点，而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期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斗争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注：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该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开扩了读者的眼界。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赢得人们的关注。“文革”后辛亥革命史研究能够迅速恢复、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其基础就奠定于斯时。
    这一时期学术讨论的空气比较浓厚，围绕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也是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并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和新军的探讨。同时，人们对帝国主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等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60年代前期在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研究，在初步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的“四多四少”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和我们多数研究者还比较年轻以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9页。）。
    这一阶段由于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和多数研究人员的比较年轻，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作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获得胜利，历史研究中就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外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结论也成为衡量和评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搬用列宁批判新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观点，对老民粹派--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给予了全盘否定，中国史学研究者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反对的错误倾向强加在辛亥革命党人身上，套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机会主义分子主张的议会斗争道路是“议会迷”的说法，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也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暗杀活动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北京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外，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的1971 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