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救亡与国家观念转型的双向互动
    与西方国家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内生型”变革不同，中国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而畸形步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谋求社会改革，由民族主义萌生近代主权意识，最终凝聚成强烈的国家观念；而国家观念的强化，又推动全民族万众一心反抗外敌，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近代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全民族紧迫的救亡图存双向互动，而民权思想是由救亡逼出来的，目的在使中国日趋富强，其价值由国家观念派生衍化而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犹如孪生兄弟，成为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对外强化了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奋勇抗争，另方面对内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与实施。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意识的确立，即国家是由人民所组成的，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国家权力是近代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对外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屈从任何外国的权威，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清朝当局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缺乏列国并存和平等交往的主权国家观念。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用“条约制度”强行把天朝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尤其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外患频仍和丧权辱国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朝野才开始产生近代意义的主权意识，要求“握利权”，“树国威”，争取中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平等地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率先从主权意识这个核心萌动；而民族救亡的迫切使命，催生并强化了以捍卫主权为核心的国家观念。
    近代中国，列强环伺，国难迭起，中华民族面临异常严峻的生存危机，不得不奋起救亡。外部施加的压力越大，民族反抗的力度越强，这种应急型反应模式，使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反抗外敌的千锤百炼中更趋坚强。纵观近代中国历史：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引发“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和“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自省，“华夏中心主义”发生动摇；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引发早期维新思潮的奔涌和“君民共主”的理论呼唤，变法强国逐渐为朝野认同；甲午战败的丧权辱国，引发“公车上书”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勇敢尝试，国家改制提上议事日程；“庚子国变”演绎的“国将不国”的惨状，引发“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和“共和革命”的巨大波澜，其结果是封建帝制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使青年学生和工商各界群情激愤，引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大潮；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全国四万万同胞真正团结在一起，全民族筑起抗日救亡的血肉长城，国家观念在民族灾难中经受巨大锤炼而空前增强；美国援蒋内战、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霸权政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怒吼。“多难兴邦”这句古老的政治格言，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得到充分的应验。近代中国屡受屈辱的历史也证明，“国耻”、“国难”是民族凝聚力的催化剂，是强化国家观念的推进器。
    捍卫国家主权和争取民主权利，两者既紧密联系，也时有牴牾。近代中国，捍卫民族独立是关系国家存亡最紧迫、最神圣的使命，也是建成民主国家的基本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丧失了主权，就等于失去了国家的生命和灵魂，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近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和人民主权的实施，不得不以民族救亡为先决条件。在君主专制主义盛行的时期，人民没有任何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也缺乏起码的人权保障，因而很难以主人翁的觉悟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梁启超说得好：“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15]大敌当前，国难临头，人们即使因不甘作亡国奴而把国权和族权放在首位，但个人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保障仍然是非常根本的。因为没有了个人的权利，人们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不会奋不顾身地为国效命。民权与国权如水乳交融，两者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民族救亡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不甘国家沉沦的社会力量，甚至包括某些反民主、反自由的爱国势力，以强化国家的统一意志和全民族的统一行动，结成御敌卫国的联合战线。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民族生存危机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要求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它往往又会在客观上冲淡或妨碍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即削弱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及其实际运作。而且，民族救亡在强调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同时，也经常会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来压制和剥夺个人的权利，从而造成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权力。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却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迂回曲折，备受困扰。
    近代中国争取民主宪政、主权在民的斗争代不乏人，然而却代价惨重。郭嵩焘因赞扬西洋国政“公之于民”，力图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而遭受“汉奸”骂名，甚至死后多年仍有守旧京官想对其开棺鞭尸。谭嗣同等“六君子”为变政改制，建立君主立宪国，悲壮地血洒北京菜市口。宋教仁为坚持议会政治，实行共和宪法以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而遭专制者罪恶的政治暗杀。胡适、罗隆基等因呼吁人权和法制，主张以民主政治替代专制独裁，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击迫害。李公朴、闻一多为追求和平民主，抨击内战独裁，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接连谋杀。中国共产党更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惨遭蒋介石国民党的屠杀和法西斯迫害。专制主义是民主政治的顽敌，中国几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而近代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在担负起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的同时，又往往冲淡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有助于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民族主义的弘扬而强化了爱国主义精神；而国家观念中主权在民的理念则在事实上受到了制约，国权压倒了民权。这是历史使然，却致使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型留下了一些未竟之业。在国家制度实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后，锲而不舍地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主政治切实有效地付诸实施，可谓任重而道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发扬民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健全法制，以法律来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实行以法治国，无疑当成为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