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学说与固有思想的相斥相纳
    近代中国激荡于千年未遇的历史巨变，搏击于中西两极相逢的猛烈碰撞。外来理论学说与固有思想资源的相斥相纳，推进国家观念不断地新陈代谢。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进程，既是对西方国家观念先进部分的吸收和接纳，又是对它落后部分的排斥和抵拒；既是对传统国家观念糟粕部分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它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念的执著追求和坚定信仰，又是实事求是，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开端，西方列强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联系的网络。中西两种文明的激烈碰撞，迸发出璀璨的异彩。传统与西化、中学与西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论争绵延不断。鸦片战争及尔后频繁的强敌入侵，使中国遭受落后挨打的奇耻大辱，面临国家制度变革的严重危机。坐以待毙，非我所愿；修补改良，收效甚微；惟一的出路是向西方学习，发愤图强，由君主专制国向民主共和国变革。从国家观念角度考察中西文明的冲突交融，居于矛盾主要地位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输入。
    鸦片战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从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无论是《万国公报》刊文介绍：泰西各国，“治国之权，属之于民”；立国之法，“出自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西方各民主国章程“分行权柄”，即“行权”、“掌律”、“议法”三权分立。[16]还是出使四国大臣薛福成直抒观感：“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17]（P197）或是王韬把“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的“君民共治”，视为最良善的国家制度；[18]（P35）马建忠分析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19]（P28-29）郑观应鼓吹“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20]（P314）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介绍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
    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广泛输入到中国。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强调“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5]（P35）主张“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21]（P3）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理论，对国家起源、国家要素、国家主权以及国家与朝廷、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多所阐发。在革命党人中，邹容设计的“中华共和国”方案，“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主张共和国的法律、政府组织参照美国办理；又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天赋人权”观念，强调共和国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22]（P226）在知识界，则以日本东京和中国上海为中心，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时论，把西方近代国家观念辐射到民间。
    毫无疑问，没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输入，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清朝君主专制政治的明显优势和巨大冲击，中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就不会那么快地解体。当然，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近代国家，而是为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但是，西方列强的蛮横入侵，加速了中国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解体；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观念、三权分立学说、自由平等思想以及议会政治的国家制度，刺激中国先进分子为民族自强而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于是，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西方资产阶级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3]（P766）
    无论是对西方输入的近代国家学说，还是对中国固有的传统国家学说，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决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有精华，也有糟粕，对它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吸收。以“天朝上国”自诩，以“师敌忘仇”自缚，以“夷夏大防”自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孔孟之道不可变，伦理纲常不可变，君权神授不可变，国家本体不可变，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辱骂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是“人头畜鸣”、“名教罪人”，搞专制主义，搞朕即国家，搞等级特权，搞愚民政策；只能使中国永远停滞于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尴尬境地。应该指出，与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国家学说相比，近代民主政体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由君主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的变革，有必要借助他山之石。进化论以生存竞争的观念，适应了中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需要而被中国思想界所接受；民约论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中国推倒君权、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需要，促进中国民众的文明自觉。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以法治国等政治理念，则成为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借鉴。各种政治制度之间，除了矛盾对立的一面，还有继承和借鉴的一面。无产阶级民主，也可以而且应该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更应该是人类一切合理的、优秀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学说的融会与结晶。
    对于中国传统的国家学说，也需要做具体分析，它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华。妄自尊大，搞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将阻碍社会进步；妄自菲薄，搞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悲观主义，也不足取。况且，任何外来观念的影响和移植，都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历史和土壤。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努力以开放的心态从西方进步的国家学说中汲取养料，也热心从传统的国家学说中吸收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明末清初，黄宗羲对“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4]（P2）的揭示；王夫子对天下为民公有、“非一姓之私”[25]（P1107）的呐喊；唐甄对“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26]（P196）的斥责，矛头直指绝对的君权及由此派生的专制独裁，尖锐挑战“朕即国家”、君权至上的信条，成为近代志士仁人追求民主的重要的本土化思想资源。再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激发近代中国人为追求理想社会而奋斗；“民为贵，君为轻”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激发近代中国人奋起反专制、争民主；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的“考选权”和“纠察权”，也是吸取了中国历史上科举考选和监察御史两种国家机构的合理功能而设立的。征诸史实，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理论威力。
    近代国家观念新陈代谢的快速步伐和中国人民自主选择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实践，昭示人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任何外来的观念、学说，即便是再先进的思想学说，只有与本国国情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而在探索“中国化”的过程中，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取同一步伐，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