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限界于二十年代相对稳定的凡尔赛体系，力图站在整个国际格局的基点上求解意大利的实际“坐标”，就这个为人所忽略的侧面为把握相对稳定时期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三十年代意大利外交抉择的演进以及整个国际风云变幻作一不可或缺的铺垫，希冀正诸学界师长。
    一
    凡尔赛体系建立了一战后欧洲的“小阳春”。这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虽然隐伏着不稳定的祸根，但一时间却给予众多欧洲国家以某种满足。对于英国来说，它是昔日霸主地位的反照；对于法国来说，它是安全的保障；对于奥匈帝国分裂后新成立的东欧小国来说，它则是独立的源泉。然而，这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带给意大利的却是另外一番感受。
    近代意大利虽更多地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屡遭异族侵略和统治，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但统一后作为一个具有3000万人口的民族整体而出现的意大利，却俨然成了欧洲大国体系中的一员而跻身于世界、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1915年4月26日，意大利与协约国签订了《伦敦条约》。此后， 意大利才抱着赤裸裸的领土野心背弃同盟国集团，加入协约国方面介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企图一举实现其全部野心：取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完成所谓的“民族统一”；在亚得里亚海获得主宰地位；在近东及殖民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得到承认。
    意大利靠着见风使舵挤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行列。但是，以战胜国身份出席战后分脏会议的意大利，在巴黎却被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二等角色来对待，在这个“威尔逊总统的仲裁”会议（奥兰多语）上，《伦敦条约》未获承认。意大利虽然通过1919年9月10日签定的《圣日耳曼和约》得到了伊斯特利亚、的里雅斯特、特兰提诺、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一些岛屿和南蒂罗尔，意奥边界也向北移到勃伦纳山口，但是，英法没有满足意大利对东地中海和非洲的愿望。《伦敦条约》第九条承认“意大利关切在地中海保持均势”，并答应使它在阿达利亚得到“公平的份额”。1917年8月的《圣让·德·毛里安纳协议》又把这一“份额”划在从士麦纳到默西纳的西南土耳其地区，若不计资源而以面积计，与英法之所获相差不远，但1918年11月在巴黎和会上为英法所拒绝，意大利因此而在近东一无所获。又根据《伦敦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如果英法取得德国殖民地，“原则上使意大利得到补偿”，主要通过调整殖民地边界来兑现。然而，1919年5月7日，正值意大利代表团缺席时，前德国的非洲殖民地为英法所瓜分，意大利所获得的补偿微不足道。在《伦敦条约》和《圣让·德·毛里安纳协议》之外，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还提出了对阜姆的要求，它所散发的一篇冗长的关于主权要求的备忘录中有一长段是专门谈阜姆的。但是，威尔逊等三巨头不同意意大利的这一要求，待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一纸哀的美敦书把负气离会的意大利代表团召回巴黎后，5月16日，奥兰多不得不接受把阜姆作为自由市的决定。按着在讨论近东问题时，奥兰多曾提出以阜姆替代意大利在小亚细亚的要求，但当5月19日劳合·乔治把这一要求转告威尔逊时， 这位总统还是不同意。意大利无可奈何，阜姆问题也同近东、非洲问题的处理一样成了一个遗留问题。这样一来，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完全得到英法先前在《伦敦条约》上所承诺的欧洲领土，阜姆问题未能遂愿，在小亚细亚一无所获，在非洲也没有一块前德国殖民地委任意大利统治。意大利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在和谈桌上却遭到了“丢脸”的失败，用邓南遮的话讲，就是“残缺不全的胜利”①。凡尔赛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成了“欺骗”的代名词和一种痛苦的回忆。他们感到“意大利赢得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和平。意大利，尽管有所获，出现在和会上仍是一个不满意的国家”②。随着这种奇耻大辱般的失落感而来的是领土“收复主义”的复活。邓南遮的阜姆行动便是其典型表现。这种凡尔赛土壤上滋生出来的修订主义，在日后的意大利对外政策中结出了灾难性的恶果。
    墨索里尼也正是利用意大利人的这种情感，打着修订主义旗号，作着洗雪凡尔赛之耻的许诺攫取政权的。1919年在阜姆的一次讲话中，墨索里尼就曾叫嚣：“巴黎的四个老白痴所作出的决定对意大利人民的制裁将不具效力”③。1921年2月，墨索里尼在的里雅斯特声言，意大利应该要求对巴黎条约中的那些明显不适宜的部分予以修订和更改，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引起无比憎恨，并点燃一场新战争的导火线。是年末，墨索里尼再一次叫嚣：“要么一场新的战争，要么修改和约”④。1922年11月16日，墨索里尼以外交部长身份在内阁所作的首次讲话，把这些零星的思想作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如下：和平条约，无论其好坏，一经签字并获得认可就必须付诸实施，一个有自尊的国家不能对此有丝毫异议。但是条约不是永恒的、无可修补的，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某些章节，而非历史之跋言”⑤。这就是墨索里尼在当时的凡尔赛格局中的政策反应。
    二
    在凡尔赛体系中，英法是欧洲仅有的两个大国。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又回到了它的“光荣孤立”基点上，一开始就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过于苛刻，宁肯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德国的力量，甚至于通过修改和约，使其更能为魏玛共和国所容忍，以制衡她想象中的法国欧陆霸主地位。法国追求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凡尔赛和约，1923年之进兵鲁尔可谓此政策的最充分的体现。德国因凡尔赛条约而遭到了“强盗”式的掠夺，但是，德国人并不服气，“很多德国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战败”⑥。事实上，“相对来说，经历了这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如果不比卷入冲突时更为强大，至少雄风不减当年，而它以前的对手却相对地比一九一四年还要衰弱”⑦。这种状态下的德国，复仇主义情绪尤其严重。在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一批新出现的或复兴的国家，叨光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体系的建立才得以新生，他们也致力于维持现状，以求遏制德国和匈牙利的东山再起，或者“收复主义”，亦或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急于修订和废除和约的德国和维持现状的法国及东欧列国两大阵营，而偏居一隅的意大利界乎此两大阵营之间，左倾右斜，力求左右逢源。它在凡尔赛体系中既有所得，便追求维持既成之现状，此其和约“一经签字并获得认可就必须付诸实施”的根源，但是，意大利又未能完全遂其参战之心愿，甚至于还相去甚远，它的大国地位也事实上未得到列强的承认，此又是其“条约不是永恒的、无可修补的”之契机。意大利也就因此而站在了“修约国与反修约国之间的这样一个特定的中间立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