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实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等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在政治领域里的典型表现，就是所谓家族国家的出现。家族国家最终成为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政权组织形态和统治原理，表明日本在建设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摆脱、而且刻意利用了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家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与其传统的家族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日本近代政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追根溯源，又都同这一政治模式有着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本文拟从家族国家的政治特点、历史渊源、运行机制及其主要影响等方面对家族国家作一初步探讨。
    一
    家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形态，是以天皇权威为基轴的权威政治。它渊源于日本特有的家族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家长权威主义。日本家族制度及伦理道德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在本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独自的特点。其中突出者有二：一是祭祖重于嗣后的观念；二是拟制血缘关系。
    日本家族制度的核心是父子关系，父死子继，代代相传。从表面看，这似乎与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并无差别，但实际上二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中国古代家族伦理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把家族的延续看作头等大事。日本虽然也把“孝”视为家族伦理的核心，但它却认为孝的根本涵义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乃是对祖先的祭祀，认为“只有祭祀祖先才是（我国）家族的最重要任务，也只有祭祀祖先才表达了家族的本来面目与使命”①。祖先虽然肉体已不复存在，但他的灵魂却仍然存在，守卫着家，现在的家长只不过是历代祖先的神灵在当今世界上的代表者。所以整个家族是一个“超越个人生命的、祖孙一体的、永远的生命体”②。这种对祖先、尊者、长者的神化，更是异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人轻神，在中国包括尧、舜、孔、孟在内的祖先、尊者都只被圣化而未被神化。中国儒家思想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③，“子不言怪、力、乱、神”④，而日本的家族制度从产生时起，就融进了其民族文化中特有的神祗信仰因素。
    强调神灵不死与祖先祭祀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极大地强化和提高了作为祭祖执行人的家长的地位和权威。因为家族成员对家长的服从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尊长的服从，也是对祖先和神的敬畏与服从。而处于家族中心地位的家长不仅是对家族成员负责，首先是对祖先的神灵负责。正如他作为家族继承人，继承的不仅是财产，而首先是祖先的坟墓、祭具和祭祖的责任与使命，正是祖灵的神圣不可侵犯决定了家长权威的绝对性。
    这种家长权威是一元的、纵向的，而不是多元的、横向的。它不承认夫妻间横向结合关系与平等地位，只把祖孙纵列关系作为家族制度的本体。因此权威的家长只能有一个，他的权威与地位均是继承来的，是他被置于祖孙纵列轴上的一点而自然获得的。离开了这一位置，就失去了权威，和普通成员毫无区别。正因为如此，当他处于这一位置即作为一家之长行使各种世俗权力时，这些权力就更加有效，更具有威慑力和感召力。
    另一方面，这种权威虽然也以服从为基本要求，但这种服从却是自然发生的、温情的和无条件的，而不是强迫的、理性的和训练的结果。对于祖先来说，祭祀这种特殊的服从不是出于对死者的恐怖、而是基于对祖先的敬爱，是“为了使祖先高兴”⑤。对于子嗣来说，服从家长是人间父子之情的自然表露，是为了维护家族和睦每个成员必须具有的品德。个人无论怎样劳苦与牺牲，只要是为家族扬名，为家族利益，就是个人的最大价值。家族情结的一体感取代了个人的权利意识。可见，在一个家族中，家长的世俗权力，是依托于祖先的灵威，同时又是借父子亲情关系来运作和实现的。这种融神权与人权为一体，并通过人伦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威主义，构成了日本家族主义的本质特征。
    日本家族制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拟制血缘关系。
    所谓拟制血缘关系，实际上是祖孙纵列式血缘关系的一种扩大。主从关系、上下关系、领属关系等等非血缘关系，都可以模拟父子关系的形式。在古代日本，许多家庭虽然已有儿子，但仍收养一些同族子弟，给其财产，以父子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平安中后期，随着律令制度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形成，一些地方氏族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往往投靠到中央贵族大姓的门下寻求庇护，而这些贵族大姓则以子嗣的身分看待他们，相互间建立起一种准父子关系，培养起同门同族观念。到镰仓时代，这种并非为继承家业而收养外姓或仆从子弟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并得到武家法律的公认。以后武士间这种同族式结合不断发展，由原来的一郡一庄园范围的地缘性结合，进而扩大为不同地域间的相互联络，形成以同族观念为基础的大规模同门主从关系。
    这种父子关系和主从关系互为表里的拟制血缘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以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在古代，首推源氏和平氏在全国范围内结党拥众，长期争夺，交替掌权最为突出；在近代则是所谓家族国家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