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当时它们的处境和水平很相似。但是经过30多年时间，两国之间已经出现极其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的原因。然后，到20世纪的20年代，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工业和军事强国之列，而中国则没有改变原先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况。中日两国如此差异的历史命运，是由于它们所选择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同。
    现代化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前现代社会必须拆除和重建自己的各种结构，才能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以英国为代表的少数早发展国家，其促成结构变革的力量，产生于本国内部。但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力量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它们能否及时开始变革以及变革的力度和速率，往往依赖于对外部冲击的感受和作出积极反应的能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经常地发生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这些入侵者不是在军事上或早或迟地被击败（象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就是最终为中国的文明所同化。幅员辽阔的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区的中心，明清时期又是四周众多册封小国的宗主，中国人因此自然地认定自己优于其他民族并且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历史给中国培育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即使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还是把英国和历史上的那些“蛮夷”等同相看。中国对自己文化制度完美性的自信和对外国异邦的轻蔑态度，到近代成为一种学习和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强大抗拒力量，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20年中，迟迟没有开始变革。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它有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七世纪日本学习和采纳当时唐朝的中国文化，发生著名的“大化改新”，奠定日本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即使在幕府统治的“锁国”时期，日本利用荷兰这个窗口，也陆续引进近代欧洲的科技文化。日本没有中国的那种自我中心世界观，在外部的冲击下比较容易承认自己的落后和接受西方的知识、制度。加上日本在历史上除12世纪蒙古人的未遂入侵外，没有受到过任何外国的军事威胁，当1853年美国伯利舰队驶进江户湾的浦贺港，西方的炫耀武力和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使作为一个地理狭窄的岛国日本，朝野上下为之震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我们看到，中国受外部冲击的时间比日本早，可是作出积极反应却比日本要迟，这样，中国不仅丧失了鸦片战争后20年的宝贵时间，而且也影响到以后变革的力量和深度，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大大不如日本。
    决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命运的结构变革，大体上包括知识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几个方面的变革。其中，知识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终极源泉。中国和日本在开始现代化前，知识结构属于同一类型：从质的方面看，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上都处于空白状态；从量的方面看，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然而日本比中国早得多就认识到不改变这种知识结构，国家就不能转弱为强。1868年日本公布《五条誓约》，宣布要“求知识于世界”，确立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的国策。1872年颁布全国教育法，建立了近代学制，开设从欧美引进的数理化和外语课程。1886年实行小学四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建立科技工艺和职业学校网。与此同时，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著作，创办发行报纸杂志，设立数量可观、能与欧美媲美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科技研究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向全体国民普及现代知识。到19世纪末，日本的知识结构在质和量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整个民族的素质得到迅速提高。日本不仅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消灭了文盲，而且建立起一支达到世界水平的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通晓现代科学知识的国家管理人材和劳动技术力量。在3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造就一个宏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给日本的现代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强大的动力。
    美国著名学者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把1905年作为中国与过去彻底决裂而开始现代化“革命”的标志，布莱克之所以这般划分，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年正式废除科举，“用现代知识代换了科举考试的传统知识”。（《现代化的动力》第169页）在此之前，被轻视科学的古代经典紧紧束缚住的中国知识分子， 不懂得也不想懂得什么是现代知识。只是到1905年以后，中国才试图在全国建立欧美式的教育制度，这比日本足足迟了30多年的时间，而且，命运多舛的中国在1905年以后的20多年，陷于政局激荡和社会动乱之中，无法进行国民教育方面的根本性改革，封建时代的私塾制家内教育继续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尽管甲午战争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出洋留学，国内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科学书籍，但中国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它仍然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和现代知识隔膜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企望利用外国的军事技术来保护自己，为此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物力，可是没有在变革知识结构上作过认真的努力，他们甚至出于害怕西方思想的影响而拒斥这种变革。1881年中国政府以“易沾恶习”为名撤回了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这和明治初年日本派遣留学生和聘用外国教师的经费支出高达整个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领导人的僵化近视，致使中国的民族素质相对劣化，阻遏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日本相比较，中国缺少一个数量巨大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其严重意义象一部列车，缺少向前行驶所必需的燃料。
    政治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火车头和牵引力量。在德川时代，日本的政治结构是类似西欧领主制的幕藩体制，它一方面割据分散，200多个藩俨如200多个独立小国，另方面又是寡头专制，政治权力集中在全国少数门阀特权者手中。这种政治结构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1868年革新派推翻幕府统治，开始了日本政治结构的变革过程。1870年发布《改革藩政布告》和1871年颁布《废藩置县诏书》，完成了国家的行政统一。1882年制定完整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用法治取代个人专断行政。1887年公布《文官考试、补试及见习规则》，建立由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专家组成的官僚科层。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7月举行第一次大选，同年11月召开国会。经过22年时间，日本成功地从幕藩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宪法规定天皇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最后裁决权，但他只是作为国家的统一象征和认同中心，实际上治理日本的是以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集团。这种新政治结构，使日本形成一种在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国家控制和协调的机制，它的容量足以在不同程度上收纳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使日本能够利用民族的整体智慧，来应付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各种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