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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在结构变革和社会动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性，是由两国早期现代化领导力量的不同造成。其一，日本领导人是在倒幕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一批社会精英，富有朝气、胆识、想象力和献身精神，他们的继承者更是经过现代科学知识专门训练的优秀人材。而中国的出自封建官僚、八股士人的洋务派和维新派，或老于世故，或疏于谋略，或欠于魄力，他们一般都没有超越作为思想主体的传统“中学”。其二，日本的领导人拥有完全的权力，他们在天皇的支持下，可以行使政府的全部权威来推进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革新集团却始终没有获得这种权力，洋务派受到西太后和顽固派的钳制，康有为这批维新派实际上没有掌握过全国的政权，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得到的权力，又很快被反对现代化的袁世凯窃取去了。其三，日本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些领导人，熟谙国情，亲身考察调研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遍采德奥法美各国的不同模式，为日本选择了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现代化道路。在对外方面他们善于妥协，避免国家陷入我弱敌强的战争风险，通过增强国力、等待时机以逐步收回国家主权，使日本基本上有条不紊地向现代社会过渡。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既不研究本国的国情，又对了解西方缺乏热情，他们对内始终把维持清朝封建统治放在国家现代化之上，对外一而再地盲目卷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带来严重破坏的战争，这种决策使中国丧失了推行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和所必需的那种稳定环境，使中国艰难的早期现代化更加艰难。我们看到同一东方，当日本已经起飞，中国却象一个衰弱老人在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