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中国政治结构，是单一的君主专制的宫廷统治结构，中国的皇帝（太后）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逐级分配给人数很少的封建贵族官僚。在这个政治结构中，亿万民众实质上只是一群没有任何权利的被圈牧的政治牲口。中国的君主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悠久的政治制度，它延续了2000多年时间，成为这个古老国家传统制度的核心。中国领导人在鸦片战争后，承认了中国“火器不及外人”，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当时中国最开明的官僚李鸿章，也是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那些掌握中国政权的狭隘的满洲权贵，对提出改官制设议会的戊戌维新派，更是进行残酷杀戮和迫害。在最高统治集团的维护下，中国的旧政治结构到20世纪初还没有受到任何触动。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才废除了中国的君主制度，这本该为建立一种适宜现代化发展的新政治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惜的是，历史所提供给中国的这次机会，又断送在袁世凯手中。进入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只有独裁没有真正统一的国家。同日本相比较，中国缺少一个体现法治精神、容纳国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国家权力集中但不专制的政治结构。中国没有发生日本的那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向革新派的转移，因而中国的现代化领导力量，难以得到成长、聚合和崛起。中国的现代化，也就短缺了一个推进的主体。
    经济结构的变革，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力。现代化以前的中国和日本，经济结构的特点大致相同，就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成而言，小农业都占压倒优势；就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而言，蒸汽动力和机器生产都未正式出现。日本从1870年设立工部省到1884年通过发展工业的10年计划，全面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机器和管理方法，积极扶植本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大力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同时，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交通运输、金融贸易、邮电通讯的现代体系，逐渐更换了日本经济结构的主柱。到20世纪初，日本的以大机器工业为主轴的新经济结构，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能动性和活力，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相互推动，使日本的经济走上快速稳定的发展道路。日本工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化，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成为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坚固的社会基础。
    我们看到，中国对经济结构的认识和处理，和日本迥然不同。当中国受辱于西方工业强国的时候，它仍然坚持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重农主义。1875年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一份奏摺写道：“贵粟重农，实为富国足民本务。”（《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第129页）代表了包括龚自珍、 魏源这些早期改革派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的一种普遍看法。这一传统观念，限制了中国在面临历史转折关头的重新选择。中国领导人没有把发展工业摆到优先位置上来，因为他们相信富国安邦的基础在于巩固小农经济。后来，迫于财政危机和外国经济侵略，中国政府曾经举办过一批官营和官督商办的工矿交通企业，可是在整个19世纪中它都没有改变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顽固态度。同时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和中国政府的软弱无力，中国民族工业始终缺乏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因此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只有很小的比重，国民经济的技术装备，也因为没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机器制造工业和一支科技队伍，而无法得到改造。这种经济结构的呆滞性，使中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关键性转变。
    现代化的结构变革，有它明显的相互关联性，一个国家全面性的结构变革，会产生一种威力巨大的整体效应。在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上，日本一开始就注力于结构的全面变革，它所新建的知识、政治、经济的现代结构，各自发挥出强大的新功能。知识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为日本工业化开辟了广阔道路，经济结构的变革，又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这三个结构的变革相互作用，构筑起宏伟的日本现代化的总体结构。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在结构变革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海军、兴办军火工厂、以及稍后举办的10多个官督商办的工交企业方面。中国领导人以为购置西方的军舰大炮和机器设备，就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他们不懂得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全面结构变革，任何另星局部的的改良措施，对富强国家终将无济于事。传统结构的留存，相应的整体功能的保持不变，国家现代化就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始终摆脱不了小农国家的贫弱落后。
    现代化既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动员的持续过程。结构变革，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动员。所谓社会动员，就是消除前现代社会的压抑机制和内耗效应，创立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把散漫的社会个体整合成统一的社会整体。从暮气深沉的德川时代到朝气蓬勃的20世纪，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日本，这正是日本进行成功的社会动员的结果。在明治政权建立后，日本就宣布解放贱民，废除封建身分制，取消行会制度和就业限制，实行居住、迁移自由。从1873年到19世纪末，农民进城为工人职员的超过1000万。由于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不得从事工商业的规定，使近200万武士及其家属进入产业大军，这些武士是当时日本最有训练的人员，他们成为日本的一代优秀企业家、金融家和国家行政管理人员。旧时代的社会束缚的彻底破除，使日本现代化所需的人力资源奇迹般地涌现了出来。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跨越了民族心理障碍，引入竞争意识、重视个人的行为模式以及西方的生活方式，这反映在国民的外表方面，短发风行取代了过去男子普遍的高高耸起的发髻，世代长袍和服的日本出现了西装热。新的价值理想和行为模式，激活了长期受压抑的民族创造力。这是一个松绑解放的过程。为防止这一过程往往会伴随发生的那种危及社会安定和有效治理的解体现象，日本加强了对家庭、乡村、城市的控制，大力提倡以忠于天皇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充分利用儒家思想长期培养出来的重权威、守纪律的日本原有价值观。在处理革新和传统这两个容易发生对抗冲突的方面，日本表现出非凡的能力。日本始终把发扬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至上的思想，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在精神上使日本凝聚成一体化社会，从而成功地消除了大量输入西方文化所带来的腐蚀性的付作用。通过国家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做到新旧并存、和洋合衡，创造出一种每个社会成员积极性得以发挥的氛围。
    中国的社会动员同日本大相径庭。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那种“万马齐喑”局面，到19世纪末并无改观，中国的家族宗法制度没有改变，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和行为特征没有改变，中国人拖在脑后的那条辫子也没有改变。在戊戌变法之前，西方文化一直遇到中国领导人的深防严拒，那位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就是为介绍西方社会而遭罢官的厄运。戊戌维新所开创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出洋留学生的大批归国，曾经给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但是受到保守的权力中枢和民众愚昧的制约，无法冲决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的囚锁。延至20世纪的20年代，中国人还保持原先的封闭的静态生活，同日本相比较，中国还是一盘散沙，它的伟大潜能被自己的古老传统所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宏大的社会整体工程，没有整个社会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高度动员和集中，没有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和发挥能量，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