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机构的设置和诏敕政策的产生，反映了国家政治行为赖以启动的中枢不是外在的宪法体系，而是内在的天皇权威。这种政治模式巧妙地利用了传统社会以家长为核心而生成的家族内聚力和权威崇拜、权威依赖心理，把国民受国家权力的支配与家族成员对家长权威的“归向”这两种分属于政治和伦理范畴的事物，用模拟血缘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互为表里、互为条件、彼此促进的权力统一体，从而提高了权力的机能与效率。
    以政党为权力主体的政党政治时期，是家族国家权威政治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这种民主政治的尝试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既成的权威政治的发展轨道。
    从表面上来看，政党政治有着藩阀专制不可比拟的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政党逐步取代了藩阀集团， 组织内阁执掌政治权力。 特别是1924年护宪三派在大选获胜后组建的数届内阁，首相均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担任，似乎真正实现了“宪政之常道”。但是仔细分析后就可以看出，真正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思想准则和理论基础，仍然是以天皇为家长的家族国家观，而不是政党的意志。
    从政权的获得方式来看，明治时期的藩阀虽然不再直接组织内阁，执掌权力，但仍作为天皇意志的当然表述者和传达者，左右着全国政局。多数党党魁要入主内阁必须经元老推荐，奏请天皇任命。因此获得选举胜利并不等于获得了政权，而仅仅是获得了被推荐的资格，最终如何，还与元老的好恶有关。这种方式始终贯穿于政党政治时期。所以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选举产生、对议会负责的议会内阁制，而是经选举的形式后由代表天皇权威的元老推荐产生，对天皇负责的天皇内阁制。
    其次，政党虽然获得了组阁与执政权，但要想真正有效地行使权力，还必须依靠藩阀的支持与合作，表明他们对天皇权威的忠诚。历届政党内阁都以不同形式申明：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与我国体不相容”，“断不能允许”（14）。这表明政党内阁把天皇权威作为施政的依据，而不敢越雷池一步。1930年政友会与民政党内阁之间的“伦敦海军条约”缔结问题上的激烈争论、1931年“9·18事变”后若槻内阁更是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天皇权威上面，等等，都表明了政党内阁在重大决策时软弱无力。这种状况就决定了政党面对代表天皇权威的枢密院、军部的牵制和压力时，或为生存而妥协，或因压力而垮台。
    在政党政治时期，虽然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家族主义的影响与前一时期相比表现为内在的、间接的、隐型的，但却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家族国家建设的步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放慢了，但却并没有停止。一些政党甚至以不亚于藩阀的热情为家族国家的构筑和天皇权威的强化添砖加瓦。在维护“国体之精华”这点上，资产阶级各政治集团是一致的。政党政治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家族国家观影响的消退，而只能说明家族主义在政治领域作用的复杂性和影响的深远。
    家族国家权威政治发展的第三阶段，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时期。这时的家族国家观和家族国家体制都发展到了极端，权威政治跨过了它与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通过对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现象进行剖析，就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家族国家权威政治之一斑。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军部政治权力的加重。伴随着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属于天皇大权一部分的军事统帅权愈来愈凌驾于其它权力之上，它的执行机构军部逐步成为指挥整个国家机器和战争进行的中枢。军部为强化自身的地位进一步借助天皇的权威，1940年11月，天皇身着戎装出席宣扬“国体之精华”的所谓纪元2600年庆典，从神秘的幕后走出来亮相，展示握有帷幄大权的兵马大元帅形象。在2·26事件后成立的历届军部内阁都在施政纲领中明确强调“尊皇敬神之国体”，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家族国家观的意识，并将其固定为某些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强化天皇的神秘权威。系统地宣传“肇国、圣德、臣节、国史、祭祀与道德”（15）等国体思想，鼓吹“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系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的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之臣民”（16）。为了解决战争中出现的重要事情和态势，设置了御前会议，天皇权威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为强化家族国家，近卫内阁于1940年解散了一切政党，建立了“实践臣道”的唯一全民性组织--“大政翼赞会”，把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编入报国会、青少年团、妇女会、町内会邻组、等等，在组织上和精神上加强了对民众的家族式统治。
    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提出了“八纮一字”的口号，即不仅让日本、而且让亚洲和世界都成为以天皇为最高家长的一大家族集合体。所谓“日满华经济共同体”、“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都是这一意图的具体体现，太平洋战争也被描绘成为实现这一口号而进行的圣战。
    上述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与德意法西斯不同，日本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条件下完成了向法西斯政权的过渡，而其中家族国家观和家族国家体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
    家族国家政治形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与权威政治互为表里的，是在天皇权威的绝对性下，其他一切权威的相对性和等质性原理。
    在家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天皇和国家是同义的，天皇权威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决定了其他一切权威和权力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又同时包含着理论上的等质性。即对于处在家族国家家长地位的天皇而言，对“一君”而言，“万民”的一切都只能是相对的，但同时又是等质的，他们都同样是家族国家的普通成员，是一样的臣民和赤子，他们都有责任尽忠于“家”，尽孝于“家长”。他们之间虽然有等级身分的差别，但是在同为“臣”，同为“子”这点上，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家一国，孝一忠，一君一万民的政治结构，这种天皇权威的绝对性下一切权威权力的相对性和等质性原理，与权威政治之间构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是处于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说权威政治是对家族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实质性说明，那么相对性和等质性原理则是这一运行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一原理在上层领域的极端表现，是领导机制的无中心和无责任化；在下层，发展到极端，便是国家主义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