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进入了尼古拉一世政治反动的时期。但时代在前进。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农奴制危机日益加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封建宗法制传统在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激烈冲突、互相交织。对于俄国思想界来说，这是一个如赫尔岑所称的“外部的奴役和内在的解放”并存的时期，在哲学、史学、文学研究的形式下，活跃着各种思潮。尤其是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后期，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个著名的流派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俄国历史性质问题的大争论。
    关于俄国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国内学术界尚未展开研究；而苏联的史学论著都注重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革命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本文着重论述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文章认为，这场争论产生于优秀青年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俄国前途的思考和探索；争论反映了对俄罗斯和西方两种异质文化所作的不同价值判断，其实质是对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作为俄国欧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对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和长久的影响。
    一
    十二月党人力图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的尝试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事业激励后来者继续追求俄罗斯进步之路。30年代，一群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自发地组织起一些业余小组，学习和研究当代欧洲思想，探讨哲学、文学和社会问题。这些小组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大学的范围，成为形成新的思想流派的开端。
    当时，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在俄国青年中十分盛行。由于沙皇政府限制俄国人去法国，许多年轻人都到德国去求学。而在此时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刺激着社会理想主义的发展，激进思想非常强烈。身在其中的俄国学生也受到感染，迷上了谢林和黑格尔，并且把这股思潮带回了彼得堡和莫斯科。1831年成立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努力在德国哲学家和诗人的著作中寻求真理。斯坦凯维奇认为，不仅需要进行能够导致社会表层结构变化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塑造和自我超越；而正确理解康德、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和歌德等人的作品，可以帮助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①。这个小组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思辩特点，一般不直接议论政治。小组成员创办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浪漫主义的哲学观终将引起要求实现公平、自由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大多数小组成员，如别林斯基、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波特金、阿克萨科夫、萨马林等，后来都分别成了某个社会思想流派和运动的领袖。
    与浪漫主义哲学差不多同时在俄国青年中流行的还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1830年的法国革命增强了俄国人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兴趣。赫尔岑和他的朋友们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消退感到失望，并开始寻找新的东西。“在这样的动荡中，在猜度和试图弄懂使我们震惊的疑问时，我们接触到了圣西门主义的小册子、他们的宣传、以及对他们的审判……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扉都向他敞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念的基础，它在本质上是永存不变的”②。每次集会，小组成员都要朗颂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诗人贝朗热的歌曲。他们被圣西门的思想深深地感动和吸引，并决心把这种理想付诸实施。赫尔岑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的目标。奥加略夫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誓为人民及其解放事业奉献一生，我们定要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石……”小组的参加者萨宗诺夫说，圣西门所激起的对人民的热爱，不能不掌握俄国青年的心，在他们中间，这种感情压倒了其余的一切③。
    在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对未来的憧憬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在把“具有崇高社会标准的社会”同闭塞落后的俄国相比较之后，俄国青年充满了与现存制度进行斗争的激情。然而，斗争的方式和途经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他们面临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俄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十二月党人未能使俄国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怎样才能改变俄国农奴制专制的现实？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
    1836年，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幸福协会”的彼·雅·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第15期上发表了他的《哲学书信》（之一）。这篇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直接引发了思想界关于俄国历史和文化性质的争论。恰达耶夫对农奴制度、专制制度、东正教会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俄国落后的感慨，并发泄式地诅咒了俄国的历史传统。他认为，俄国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高尚的、激动人心的东西，没有生气和活力，没有其他民族有过的那种充满生机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俄国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下，只是由于被奴役才能安静下来，俄罗斯对人类精神毫无贡献，而只是玷污了它。俄罗斯没有未来，就象它没有过去一样。任何改革陈腐社会秩序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事业，十二月党人起义也只是一个巨大的不幸④。恰达耶夫这些对民族历史的夸张谴责和对俄国前途的“高贵的失望的呐喊”，是一个思想欧化的俄国人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的流露。他从俄国生活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无法用自己所接受的西方思想来为俄国的发展指出方向。
    恰达耶夫的观点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上流社会一些人认为是对民族感情的侮辱而进行攻击。尼古拉一世宣布他是疯子并下令加以看管。而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俄国人尽管不同意他的历史哲学，但首先看重的是他对于俄国现实的无情批判和以鲜明直率的语言提出的问题。赫尔岑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起批评的，但文章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长久地影响人们的精神。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这种严酷正是他的最大功绩⑤。
    从批评恰达耶夫的观点开始，俄国思想界就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卷入了论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很快形成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