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格拉诺夫斯基批评说，斯拉夫派把一个活生生的罗斯变成了他们臆想出来的俄国方式的牺牲品，他们所爱的不是真正的罗斯，而是他们从坟墓中呼唤出来的陈腐幽灵，自己制造的理想的偶像。格拉诺夫斯基对俄罗斯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俄国进步的障碍。他指出，俄罗斯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拜占庭的东西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先进的西方文化的解毒剂（15）。40年代崭露头角、后来成为俄国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齐切林曾有过一段很能代表西方派观点的议论：“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东西、没有道理的东西。……他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整个俄国社会的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于某些彼得堡的客厅，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他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从小就生活于其间并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有悖常情的。他们要我憎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他们证实说我们向西欧的自由没有什么好学的……这一切是如此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中的争辩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荒诞不经的。”（16）
    同斯拉夫派提出的俄国具有独特历史道路的观点相反，西方派强调世界历史进程的共同规律性。他们广泛研究了西欧的社会制度和人民斗争的历史，认为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俄国的问题只在于落后于西欧，但它终将走上西欧走过的道路。格拉诺夫斯基是莫斯科大学西方中世纪史教授，他通过解释各种因素对文明过程的影响，含蓄地表明了这样的观点：俄国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西欧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有道德有教养的人，创造适应这种人的要求的社会，这个过程虽然是缓慢和痛苦的，但也是确定不移的（17）。齐切林也认为，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在谈到国家的发展形式和阶段在欧洲两半部的共同性时，他把俄罗斯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与法国作了比较：中世纪的法国曾处于分裂状态，新王权则起了国家建立者的作用，因为只有对中央的绝对服从才可能把渴望分离的成分联合为一个整体；而在俄国，中央集权化的背景与此相似，“君主制度也是民族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引路人”（18）。
    但随着争论的深入，到40年代中期，西方派在坚持世界历史共同规律性的前提下，也开始承认俄国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写道：“当代最伟大的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19）
    齐切林注意到：“如果说每个欧洲民族在具有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也都有自己的特点的话，那么俄罗斯就更具特色。”他指出，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以及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制度甚于西欧（20）。另一位西方派学者卡维林曾进一步说明了西欧和俄国之间的不同：“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历史的不同过程。两者之间当然有一些交叉或一致之处，但这主要是表面的相似”（21）。
    但是，承认俄国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西方派同意了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将按其固有道路发展的结论，相反，他们认为这种特殊性正是俄国落后的原因。俄国必须从西方的经验中寻找出路，必须学习西方，靠拢西方、完全地实行西方化。唯有如此，它的发展和繁荣才是可能的。西方派引进和发挥西方启蒙的唯理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竭力主张按自由主义原则改造俄国，通过和平途径废除农奴制度，限制专制政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在同斯拉夫派的论战中，西方派也表现出与其对手同样的绝对化的倾向。许多西方派分子都认为，西欧文化绝对地优越于俄国文化，俄国的一切都应该用西方的东西来代替。他们否定民族性，认为民族性只是表现了一个民族粗野的、目光短浅的、与全人类的共同性完全对立的东西。这种偏向受到了别林斯基的批评（22）。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等人也被认为是西方派。别林斯基从1840年开始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连续发表反对斯拉夫派的文章。赫尔岑在1842年从流放地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也立即成为同斯拉夫派论战的主将之一，他家的客厅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但别林斯基、赫尔岑的观点同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人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在废除农奴制的途径、方法等政治性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分歧。
    三
    1848年，由于欧洲革命的强烈影响，俄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转向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以政治立场划分的革命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执渐趋淡化。
    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受到了当时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感染，人们经常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就西方和俄罗斯的问题争论不休，并且往往过分地热衷于使自己的观点取胜而忽视了对问题本身的深入研究。齐切林在回忆当时莫斯科沙龙中的辩论时感慨地承认，其中还缺乏他后来在西方学术界看到的那种真正科学的态度（23）。尽管如此，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决不是文人之间的无谓空谈，双方的动机都是对俄罗斯命运的深切关怀，而争论本身也是俄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是俄罗斯欧化进程中对西方和俄罗斯两种异质文化的不同价值判断之间冲突的延续和发展，这两大流派的雏型实际上早在17世纪下半期就已显现。当沙皇阿列克谢揭开欧化的序幕，西方文化，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俄罗斯生活之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反应：崇欧与排外。一方面，一些“早期的西方派”对浸透了东正教精神的整个俄罗斯生活产生了深刻反感，他们崇拜西方，向往西方，有的还萌生了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的愿望。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和宗教的排他性不断加强，对来到俄国的西方人、异教徒的敌视扩展到对其外表、服饰、风俗、习惯的憎恶，以致对西方的一切都持排斥和抵制态度。这两种反应实际上源于同一事实，即俄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处于弱者地位，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优越于俄国文化。不同的是“崇欧”以承认这种差别为前提，而“排外”则以否定的方式来自我保护。当然，同17世纪下半期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倾向相比，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具有更多的思想和理论探索的特点。但从本质上看，斯拉夫派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由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而西方派则代表了要求更快、更彻底的欧化以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那种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