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俄罗斯历史道路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上，而其实质则在于对未来方向的选择：是继续欧化，还是回到彼得以前的道路？
    斯拉夫派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理论，而且，在这个思想流派内部，对“斯拉夫派”这个名词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或认为是对东正教的尊崇，或认为是强调统一的民族和共同的语言、文化，或认为只是西方派的对立物。尽管如此，从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萨马林等斯拉夫派主要代表的言论中，仍可发现其共同的思想特征。
    斯拉夫派几乎毫无例外地主张，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民族的发展，是有着不同于西欧各民族历史规律的特殊性的。“欧洲国家的产生是征服和暴力的结果，而国家又造成了对立的社会等级的划分。俄国的国家则是人民生活的自然产物。西方存在着党派之争和由‘精神骚乱’引起暴力变革的基础，而俄国的一切都是在安宁和平静中自然地发展的”。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西欧历史中常见的“分裂现象”。直到彼得一世为止，罗斯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庶民”与政权之间，都充满着和谐一致⑥。在斯拉夫派看来：“分裂与统一，理性与合理，这便是对西欧文化与古罗斯文化差异的最后表达。”⑦
    斯拉夫派活动家都强调，俄罗斯文化远比西欧文化优越。首先，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受到西方那种宗教改革和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传统的、纯洁的东正教理想是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生活的动力，它决定了国家的制度、人民的情操，是俄罗斯精神的支柱。其次，俄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农村公社，它与西欧历史上曾有过的公社不同。在俄国的这种社会组织中没有阶级的冲突，它造就了人民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的忠顺、对集体的推崇，它是最高程度的道德和理性的产物，能够防止居民的分化，保证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这种“公社原则”是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的绝对特点，也是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再次，俄罗斯人不象西方人那样沉缅于外部的欲望的世界，而重视精神的内在完整性。他们是以追求内心生活为人生目的的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的“不仅就信仰而言，而且就其生活或至少就其生活追求而言，都是基督的人民”，而这是使社会变得健全的重要因素⑧。
    然而使斯拉夫派痛心疾首的是，从16世纪开始，古罗斯的积极原则就受到了歪曲，而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把俄罗斯从它特有的发展道路上“扭开”了，其结果是肤浅地接受西方文化，鄙薄俄罗斯传统，建立了农奴制度，出现了沙皇与“庶民”的对立、知识分子和贵族与人民的分离。但他们相信，“古罗斯文化的根基仍然存在于人民之中，最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神圣的东正教会之中”，这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只有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别的什么基础上，才能够建成俄罗斯文化的巩固的大厦”⑨。
    在斯拉夫派看来，西方文化是腐朽的、荒谬的、而古罗斯文化却体现了“全人类的或真理性的原则”⑩。前者是恶和伪的典型，后者则是善和真的化身。俄罗斯人民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将向人类，首先是向斯拉夫民族，提供生活的法则。斯拉夫派断定，俄罗斯从西欧的历史中不能汲取任何教益。他们反对俄国与西方接近，反对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经验，并呼吁“不要被它（西方文化）那种腐朽的美的艺术外表所迷惑”（11）。
    关于俄罗斯的未来方向，斯拉夫派坚持，俄国的发展只能根据俄罗斯人民的原则，因此必须回到彼得以前的“纯朴的罗斯”，回到传统的历史道路上去。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公社可以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这种制度将使俄国免受革命和动乱之害。为了号召复兴俄罗斯精神，斯拉夫派甚至组织过化装游行，他们穿起古罗斯时代的长袍和高帮靴子，戴上18世纪以前的平顶皮帽，以此宣传自己的主张（12）。
    从文化意义上看，斯拉夫派的思想是一种宗法浪漫主义，其中揉合了西方的浪漫主义和俄国传统的非理性的神秘主义。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俄国贵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但其思想观点的形成也受到了当代欧洲思想的明显影响。齐切林曾经指出，斯拉夫派虽然拒绝西方文化，但他们自己的学说中恰恰就有着西欧的根基。“从哲学观点来看，甚至关于东正教的巨大意义--斯拉夫派赖以建立自己整个思想大厦的基础--也早被谢林学派的泰斗巴德尔鼓吹过了”（13）。事实上，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都受过良好的欧洲教育。例如，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深谙当时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他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北极星》杂志的工作，只是不同意起义的计划。基列耶夫斯基和阿克萨科夫、萨马林等人也都曾就读于德国的大学，受惠于黑格尔、奥肯、谢林的哲学思想。当然，他们更熟知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并直接继承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谢尔巴托夫、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思想家的宗法思想。
    很显然，斯拉夫派的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但其表现并不在于其关于俄国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主张，而在于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即把民族传统理想化，绝对地否定和排斥西方文化。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反对走西欧道路，但不是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具有民族特点的发展文明的道路。在政治上，斯拉夫派并非如其论敌所指责那样力图维护现存制度。作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他们对现实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违背人民意志的罪过，激烈地主张废除人身依附关系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他们抨击警察统治和官僚机构，要求取消对书刊出版的限制，发展“公开性”，提高社会舆论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给人民以言论的力量，给沙皇以政权的力量”（14）。当然，斯拉夫派是寄希望于开明的专制制度的，他们认为，必须实行改革以摆脱种种罪恶，但这个改革必须符合人民的传统，由沙皇政权来推动。如果我们注意到彼得改革所包含的矛盾及其对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影响，即贵族地位的欧化和农民处境的恶化、表面生活的西方化和深层结构的东方化这种平行的反方向运动，那么可以认为，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的抨击和对古罗斯传统的留恋本身就意味着对18世纪以来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得到强化这一事实的否定。
    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历史道路特殊性和俄罗斯文化优越性的观点遭到了西方派的抨击和反驳。西方派的主要代表有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齐切林、安宁科夫、波特金等人。他们是一些比较激进的欧化的知识分子，其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