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首创黄汉会，先后加入过华兴会、兴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并担任过上海起义军临时总司令、吴淞军政分府水陆军总司令、光复军总司令、援鄂联军总司令、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长江水师总司令等要职。像他这样一生四次加入革命团体、六次担任总司令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位历史人物却研究得很不够，个中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从蒋介石集团建立全国的反动统治开始，直到全国解放以前为止，辛亥革命史完全被纳入了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范畴。这一时期的著作大多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浓厚的国民党官方色彩，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呐喊助威，提出所谓由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的“旧正统”观，从而论证蒋介石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合法继承者，而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早期革命团体均被排斥在所谓“旧正统”观之外。李燮和作为华兴会、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也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旧正统”观的排斥和诋毁。加以李燮和在“亡命爪哇”期间，与光复会的另一位著名领导人陶成章政见一致，交谊甚笃，而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间由于某些政见不同亦颇起冲突，并发展为倒孙风潮。这种冲突又因尔后陈其美争当沪军都督和扩充江浙势力而加剧，终至酿成陈其美派遣心腹蒋介石、王祝卿暗杀陶成章致死的悲剧。因而，与李燮和早就结有私怨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均系陈其美之侄）集团一旦上台把持党政大权之后，便着力控制宣传机关，垄断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并任意颠倒是非，臧否人物，借贬斥、抹煞陶成章、李燮和来抬高蒋介石、陈其美等人的地位，以致造成解放前出版的有关国民党党史论著往往是削足适履、掩饰涂改，以致面目全非，几乎完全找不到陶成章、李燮和等人的革命史迹，这种卑劣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由于李燮和在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在被反动当局软禁的状况下，被登报而列名“筹安会”中，实际上，他并未参与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但这件事又使他长期带着“帝制犯”、“祸国贼”的帽子而无可辩白，也影响到对他一生作出正确的评价。再者，辛亥革命以来持续的社会动荡，李氏后裔频频受到巨大的政治冲击，私家有关李燮和史料散失无遗，报刊资料亦难以查找，因而，搜集、整理李燮和研究资料成为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艰巨工程。自李燮和谢世以来对他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有关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功绩几乎完全被淹没、被阉割、被篡改。毫无疑问，研究李燮和不仅有助于辨明有关他个人的史事真相，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而且，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早期活动，革命派的内部关系，整个华东战场的战略格局以及民国时期的“筹安会”诸问题，都将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下面，拟从三个问题入手，对李燮和一生评价有争论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李燮和卷入第二次倒孙风潮和参与重建光复会的问题
    从1907年3月至1909年底，在同盟会内部，一部分会员因政见分歧先后掀起了两次倒孙风潮。李燮和曾参与过第二次倒孙风潮，由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起草”过一份“孙文罪状”的公函，这封公函是以1909年9月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起草的。从公函的内容看，分三种状况：有些内容所陈述的事实基本属实，孙中山亦应负有一定的责任；有些内容是属于误信谣言所致，叙事中有某些失实之处；有些内容属诬蔑不实之词，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次倒孙风潮和第一次倒孙风潮一样，虽然是以经济问题为导火线，但从性质上讲，仍是属于革命党人内部存在的政见分歧，而不是蓄谋闹分裂。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起义地点的选择上和对民生主义的理解上。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而重建后的光复会与同盟会比较，虽然有某些倒退迹象，如主张暗杀等等，但其革命宗旨没有什么改变，组织成分也没有多大改变，其主要领导成员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传统的工作作风也没有变，一言以蔽之，革命的总目标并没有变。孙中山对这种政见分歧和光复会的功绩有过精当的评述：两会“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在很大程度上，两会之间的分歧是出于名号之争，即出于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派性斗争。孙中山对此亦有过论述：光复会“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注：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6～47页。）既然作为两次倒孙风潮的主要策动者之一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尚且不过是有政见分歧的政友而非蓄谋闹分裂的政敌，那么作为第二次倒孙风潮参与者之一的李燮和等人更谈不上是什么蓄谋破坏的分裂主义者了。况且，在筹备广州起义的过程中，李燮和仍与孙中山、黄兴密切合作。1910年冬，同盟会决定在广州谋大举，黄兴致函李燮和等人，特邀他“捐除成见，同任艰巨，燮和等欣然从之”（注：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7～218页。）。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李燮和受槟岛同志委托，参加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的秘密军事会议。会后，李燮和传达会议精神，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得一万七千余元，由李燮和亲自带交黄兴。李燮和与陈方度等人还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二关于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的问题
    长期以来，不少史学论著言及上海光复时，往往会提到李燮和与陈其美争夺都督的问题。个别论者甚至公然不顾事实，为陈其美辩解，把争都督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李燮和，这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的恰恰是陈其美，而不是李燮和。
    首先，早在上海光复之前，陈其美就有过当都督的预谋，曾“预刻沪军都督印一颗备用”（注：黄元秀：《陈其美事略》，《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陈攻打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当天早晨，即对上海光复后拟成立的军政府的人选已有安排。据李平书回忆：“十三日清晨，陈君以军政府照会致余，劝任民政总长，又浼余劝驾伍秩庸先生担任外交。余往晤先生，初以年老辞，适温君钦甫至，相与力劝，乃受照会。”（注：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2页。）可见，陈其美在攻打制造局之前，沪军都督府的民政总长、外交总长人选均已确定，并以军政府名义、用公文形式下达。那么，毫无疑问，当李燮和初到上海，正在加紧联络军警、光复闸北，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位拟订“未来上海军政府”文件的陈其美早已视沪军都督为囊中物，自封为沪军都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