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攻打制造局的战役中，陈其美争当都督的想法便付诸实施了。严格说起来，上海光复只有在制造总局算是打过一场硬仗。事前，李燮和考虑到该局的重要地位，曾派人去劝说过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也曾与驻扎在那里的守军秘密进行过联络，由于张顽梗不化，收效甚微，李燮和经过慎重考虑，知“非死战，势不决”；而且，李还派人与制造局的卫队接上了头，卫队士兵表示愿意作内应，并议定了秘密联络的暗号。然而，对于这次重大战役，陈其美却为了抢头功，竟然不与李事先通声气，抢在李出兵之前，单独行动，冒死出击，轻率地带领敢死队员孤军冲入。由于未与李燮和配合，协同作战，不熟悉李派人与卫队接头的暗号，陈战败被俘，随时都有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杀害的危险。如果不是李燮和督率大队人马连夜进攻，恐怕制造局也不会在当晚攻克，陈其美能否得救也就不得而知了。
    复次，李燮和在攻打制造局这一关键性的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上海乃至江南的光复扫清了道路，正如钱基博所云：“江南之光复，实以上海为肇端；而上海之发难，则以安化李燮和为主谋”。（注：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上海光复斗争的实践已经把李燮和推上了上海起义军事总指挥的高位，这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李通过什么不正当的途径争来的。上海光复的特定历史环境造就了李燮和，诸军将领一致推举李燮和为上海起义军最高军事统帅，这既是维护上海光复成果的需要，也是增援南京、援鄂北战，继续扩大革命战果的要求，顺乎自然，合乎情理。当事人对此均有评论，舆论界亦普遍承认，这类材料极多。而陈其美当时只不过是被李燮和从敌人手中营救出险的难友而已，在当时一般上海人的眼中，李燮和的实际地位远远超过陈其美，不成立沪军都督府则已，若成立沪军都督府，则都督一席非李燮和莫属。然而，陈其美这位权力欲极盛的革命党人对当时的现状极为不满，置有目共睹的事实于不顾，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这种既定的政治定势和格局，取代李燮和的地位，争夺沪军都督府都督。
    最后，在沪军都督府成立过程中，陈其美采取种种手段争夺到了沪军都督，其中包括不邀请光复会员参加会议，会上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不惜让亲信掏出手榴弹、手枪以武力胁迫与会者推举等不正当手段。而李燮和尽管“以为都督兼任民事，不宜分裂江苏统治之权，与陈其美等议异”，不主张成立沪军都督府，自然也就不存在设都督一职的问题。但在沪军都督府业已成立，陈其美当上沪督以后，李燮和从维护上海光复的成果出发，主张顾全大局，说服部下，不与之计较，退出权力之争，另开革命根据地，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李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特有的机智，几次躲过了来自敌人和革命营垒中包括陈其美在内的多次暗杀，赢得了整个华东战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三关于李燮和与筹安会的问题
    有关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问题，当事人以及当前史学界颇具歧见。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没有武力，“成了光杆司令，只得辞职下台”（注：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继而投靠袁世凯；有的论者认为，他列名筹安会是因为他“贫无立锥，始腼颜附袁自污”（注：冯自由：《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7～218页。）。持上述观点的论者，几乎都认为，他已改变革命初衷，反对民主共和，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已堕落成为“帝制犯”、“祸国贼”。但也有论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一桩冤案，李是“被杨度等人私下列名筹安会的，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始获自由。”（注：辛平：《民国将领传》第1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还有的当事人指出，李“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未敢声明，却被后人误为晚节不贞”（注：杨镇毅述、杨福祥记：《光复会和光复军》，《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4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还有的论者由于找不到可靠的资料，对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原因避而不谈，甚至公开声明，对李“这位反对专制，参与创建民国的有功之臣而又参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活动难以理解”，“实在难以说清这一段历史”，对李的晚年只能“存而不论”。（注：玉它：《辛亥革命中的湘籍华侨李燮和》，《侨声》1991年第1期。）其实，只要详细占有资料，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说清”的，同时，又非要说清楚不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李燮和个人历史能否作出公正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研究“筹安会”和民国史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李燮和究竟是不是“帝制犯”，首要的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探讨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态度，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早在南北议和期间，李燮和是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与袁世凯妥协的，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从他投身革命事业到辞去光复军总司令职务，乃至奉召入京，从未发现他有赞成帝制的言论。况且，李燮和与袁世凯并无私交，特别是在南北议和期间，李对袁破坏和谈的行径多所揭露，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阴谋叵测，实我寇仇”，此人“断不可恃者也”。（注：《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时报》1912年1月19～20日。）李奉召入京以后，过了二十多天才例行公事地见过一面，寒喧一通之后，话刚扯上正题，袁世凯便顾左右而言他，端茶送客了。联系到后来袁世凯登基，亦未见他有重用李燮和的迹象。在护国运动中，各省纷起讨袁独立，袁穷于应付，也未曾见他起用过这位以善于指挥而著称的原光复军总司令。因此，我们认为，李与袁联合完全缺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的过程来看，也能得到说明。李燮和列名筹安会是在被袁世凯软禁以后，由杨度、胡瑛等人串通，在李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强行列名入会的，完全带有被动的性质。李燮和进京以后，袁世凯以保护安全为由，派军警荷枪实弹，站岗放哨，李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当杨度、孙毓筠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闲谈中，提到杨写的《君宪救国论》一文，李表示“此断不敢苟同者”，时过多日，杨度又陪梁士饴造访，李仍“以他语乱之”，自然还是反对君主立宪的。及至1915年8月初，杨度与胡瑛复来，直以坐牢杀头相威胁，李云：“我退居已久，不问国事。诸君怎样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注：谭笃余：《回忆录》，转引自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瑛听后，非常高兴，拍着手说：“反正听我们去搞，你只管看书、打牌，只要不反对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时报》上公布了《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六个发起人中，赫然出现了“李燮和”三字，乃至李名登报三天之后，李还不知道这件事。后由留在外务馆整理资料的谭笃余找到那天报纸告知他，但李早已失去登报发电的自由，除大骂几声杨、胡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考察李燮和在京期间的活动，确实未曾发现他参与过拥袁称帝的具体活动，筹安会的有关文件主要是由杨度起草的，该会开展有关复辟帝制的活动也主要是由杨、孙等人出面负责组织实施的。现有材料表明，筹安会成立后，李燮和没有像杨度、孙毓筠等人那样驻现场办公，尔后由筹安会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由沈云霈任会长的“全国请愿联合会”，由筹安会改名的“宪政协进会”；由梁士饴等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等，拥袁称帝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中都未能找到李的踪影。可以肯定，李燮和在筹安会中，和严复一样，仅仅是挂名而已。
    第三，李燮和是不是“帝制犯”，当时的革命党人最有发言权。章太炎称，“孙少侯时为袁氏要人，柱中以狱事被胁，皆豫筹安会。余甚恶少侯，而知柱中无他，柱中来见，不甚诮让也。”（注：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9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里所谓“狱中被胁”，即指被软禁、被裹胁之意。章太炎对孙少侯疾恶如仇，而与李燮和和好如初。龚翼星亦称，“湘潭杨度以《君宪救国论》啖项城，窃君名其中，君不能拒”（注：龚翼星：《陆军中将勋五位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君墓志铭》，未刊稿。），这里用一个“窃”字，即指盗用其名的意见，所谓“君不能拒”，系指李在被软禁的情况下，无法表明政见也无处表明政见的苦衷。一向坚持反袁斗争的胡鄂公惊闻李燮和疾逝，亲撰挽联悼之：“与孙黄宋蔡几番作革命元勋，成功不居，大智若愚，愤世学楚狂，千古英雄一洒泪；值日俄法美列强肆侵略主义，战固酿灾，和亦延祸，信宗失季布，纵横欧亚尽含悲。”（注：刘绍东撰：《李燮和将军事迹述评》，未刊稿。）胡与李同居京城，对李是了解的，李若是“帝制犯”，胡决不会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