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欧美社会近现代史的要求
    朝鲜近现代史研究的首要课题是探明何谓近代，何谓现代。这本不言自明，但因现今非欧美世界，包括朝鲜在内，近现代史研究方法论发生动摇，所以不得不重新提起。
    冈仓天心曾说：“西方的荣誉是东方的屈辱。”现在看来，战后历史学在描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近代史时只停留在这个框架之内就好了。也就是说，其课题本来是作为“东方的屈辱”揭露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追寻为使“屈辱”转化为“荣誉”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足迹，或者是探索本应存在但未完成的“东方荣誉”的入口。例如朝鲜史，其课题不胜枚举，例如描绘“压迫与抵抗”图式，提出“内在发展论”课题，探索“反近代”问题等等。
    当研究涉及现代史时，“屈辱的近代”便转化为“荣誉的现代”。也就是说，战后独立的非欧美世界各国以取代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新国际社会的担当者，或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的担当者的姿态，骤然登台亮相，“屈辱的近代”被清算了。
    但在今天，不能只用这种视点来观察非欧美社会的近现代史了。首先，以最近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为契机，历史要对非欧美世界的社会主义进行再探讨；同时，以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为首，有的国家已在原有世界秩序格局内实现经济增长，其历史地位应如何规定，已引起新的争论。从这种再探讨中产生的疑问是：非欧美社会的“荣誉的现代”实际上是否已经超过欧美的近代社会？抑或莫如说是近代社会积极的一面得到了继承？
    以这种问题意识为前提重新看待朝鲜近现代史时，将会成为当前课题的可能是对从李朝末期直至现在的近现代史确立总体把握的视点和方法论，特别是对于殖民地时期，要与其前其后的社会相联系，明确其历史位置。对李朝末期、殖民地时期和解放以后的研究，历来有各自为政的倾向，其问题意识也因时代而有不同，但是现在要求确立一种贯穿这三个时期的视点。同时还需要有这样一种思维：以世界史性和普遍性的近现代史形象为前提，充分考虑国际契机，然后探索朝鲜史的独自性。为了慎重，必须事先确认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史套用以欧美为典型的单线历史形象。例如在历来的历史研究中就有过这样的倾向：不充分探讨近现代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多面性，而只注意其中的一面（特别是欧美型近代的消极面），就去评价与之相对的亚洲的特性；或者是因过于重视一国史观点，而不充分探讨朝鲜在世界史中所处的位置，就去追求内在逻辑。以上诸点必须重新探讨。
    笔者不准备在本文中深入讨论朝鲜近现代史的新形象，只想做到以下两点：第一，通过对“反近代”思想的再探讨，使近现代形象在逆光中浮现；第二，在探讨殖民地时期和解放以后之间的连续和非连续问题的过程中，提示出从总体上把握近现代史的视点的一部分。
    二、艰难的近代批判
    对战后朝鲜史研究格局产生最大影响的，恐怕是“内在发展论”。但在朝鲜史研究家来说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倾向，即对这个众所周知的概念往往不探讨其内容而使之独来独往。
    笔者认为，应该分为两股潮流去理解迄今广为流传的“内在发展论”。第一股是以此论的语源“资本主义萌芽论”为首的近代取向性格局，极言之其立场是主张以欧美为模式，要求朝鲜史也经历同样的过程并求得发展。这种观点已毋须批判，至少近来在朝鲜史研究家中已无影响；第二股潮流是已故梶村秀树提倡的“内在发展论”。这是一种方法论，即在“坚持一国史的内在发展逻辑”的同时，寻找一种取向性，以实现“非西欧式发展”。这种发展的主要担当者是“以零散农民为中心的殖民地民众”。不管每位研究家是否有所意识，但在结果上这种方法论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的朝鲜史研究。
    在研究中直接受到梶村的影响的是新纳丰和李洪洛的“民族经济论”。但对“民族经济论”也必须分为近代主义的与反近代主义的二种去理解。“民族经济论”的语源出自韩国的讨论，尤其是起源于朴玄埰等人的研究。他们以日本大塚史学的国民经济论为前提，同时提倡通过以民富为基础的有机分工发展农业和中小企业，推进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内包型工业化”。这是一方面以批判现实中正在进行的从属型工业化为目的，同时又具有另一种类型的近代资本主义取向。
    新纳丰等人的“民族经济论”与此不同，他们试图探索梶村等人所说的民众的“30年代土著社会主义”经济前提条件，在此种意义上其目标在于批判和克服近代资本主义。例如，新纳丰把定期集市为连结点的“自作自给”再生产结构描绘成殖民地状态下的“民族经济”圈。并且主张，这作为与从属型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选择，即使在解放后恐怕也是有可能得到确立和扩大的。李洪洛的研究接受这种提法，同时又尝试以一个地域为样板深化实地验证。
    不过，这种土著社会主义“民族经济论”真能成为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武器吗？为探讨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总体上把握近现代史的视点。首先，追溯历史，估计这种以实物支付为中心的再生产结构自前近代以来就已广泛存在。与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相比较，这个“民族经济”圈又新在何处呢？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阐明。其次，从同时代角度看，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圈”在结果上是作为殖民地经济的一环而形成的被动对应呢，抑或是民众自己选择的积极模式？一般地说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的活动至少在殖民地的情况下也都有残余，笔者未悉曾有以消灭这种残余为目标的殖民统治政策。第三，展望解放以后，未完成的“土著社会主义”所指向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并不明确。至今已多次出现认为有可能靠土著逻辑克服近代的主张，而又消逝了。例如，引人注目的被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41页）触发起来的俄罗斯“村社（mir ）”以及中国的大跃进政策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土法”等等。这种“土著社会主义”能够向人们提示与上例不同的新的可能性吗？
    同时，在思想史和运动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站在“反近代主义”立场上的研究。在此领域居统治地位的也一向是以姜在彦为代表的近代取向型“内在发展论”潮流。他们通过检验儒学批判、社会进化论和国民国家论等，论述近代思想史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