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主张具有非欧美型发展取向性的内在发展论的，是赵景达。他的思维有与经济史领域新纳丰和李洪洛相同的一面。赵景达注意到历来被低估的改良开化派的“小国主义”。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种克服变法开化派所反映的“大国主义”近代取向的理论，他的视点是把西欧近代与追随日本近代的金玉均民族主义对立起来。
    不过，这种“小国主义”是真能成为“克服近代之契机”的思想吗？笔者非常怀疑。首先，据说小国主义反映了基于儒学的“王道”和“信义”思想。“王道”作为被侵略者朝鲜本身的前进道路，不可能成为反侵略的理论。如果朝鲜有过实现帝国主义扩张的阶段，另当别论，既然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就不会成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对以容许小国生存的“信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抱有的期望，也不会成为“克服近代之契机”。赵景达说，在日中甲午战争以前10年的列强势力均衡时期，“小国主义”可能有过现实性。但是，如果列强没有“信义”，小国主义就是不现实的思想；如果实际上有“信义”，小国主义也不得不转化为赞美近代秩序的思想。其次，没有必要为批判大国主义扩张而把“反近代”理论作为不可或缺的前提。例如，日本也曾在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石桥湛山的“小国主义”，但不曾有人称之为“克服近代”。朝鲜的“小国主义”出自一向受到否定性评价的儒学，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但是除了以道理至上主义为基础的对世界秩序抱有非现实的期待感，再也无法找出出自近代主义范围的超过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了。
    如此论述“反近代”和“非西欧型发展”，是重要的课题，同时又是非常艰难的课题。下面随意列举一些问题所在。
    第一，“前近代”和“非欧美”的理论未必有助于批判近代产生的消极面。即使它们是近代的对立面，也不一定就是超越近代的理论，或许反而是已被近代这个时代克服了的东西。在迫不急待地扑奔“前近代”和“非欧美”的理论之前，需要冷静地看准它们的有用性。同时还不可忘记，从近代内部产生过为数众多的近代批判。
    在亚洲世界对“反近代”理论寄予期望的思维深层，可能实际上本来就潜伏着改头换面的近代主义或欧美式的思维。竹内好说过：“每当欧洲内部矛盾被人们觉察而面临危机时，浮现在欧洲意识表面的总是对潜在的东方式的东西的回忆。欧洲对东方的怀恋恐怕是欧洲矛盾的现象之一。矛盾越表面化，就越不能不想念东方。”
    第二，超越近代这个课题并不那么容易。人们在轻易地使用“批判近代”或“反近代”等词汇，但保障基本人权和确立法治却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究竟是必须把一切包括在内全面否定近代呢？抑或这种立场反而会招致压制民众前进的结果呢？欧美型近代决非头脑简单的对手，并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
    对于赵景达提出的批判近代取向型内在发展论的问题，月脚达彦最近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可以超越赵论的新视点，在他那复眼式的思维中隐藏着一把开拓未来展望的钥匙。他说：“在把西方的近代理解成弱肉强食的时代时，儒学的‘仁义道德’就会成为对它的批判。这种从儒学文明观批判近代西方文明，其意义是决不可否定的。不过，弱肉强食的近代同时又是理性和人道的近代。一旦‘仁义道德’被附会于应有理想和人道的近代，就有可能与赞美近代文明联系起来。这里有过朝鲜资产阶级思想的陷井。”
    第三，不论是近代取向型的，还是非欧美型的，都存在“内在发展论”所具有的共同问题点。那就是，“内在”一词所反映的对一国史的把握和“发展论”一词所反映的对进步发展的执著。这些都是从批判战前的“他律性史观”和“停滞论”中产生的一种问题意识。“他律性史观”和“停滞论”都扭曲过战前的朝鲜史研究。抛开同殖民地统治、世界市场的关系，欧、美、日的近代史就无从谈起；没有国际契机，非欧美世界的近现代史也无从谈起。二者之间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人类史所长时期走过来的的确是进步和发展的道路，但也曾在短期阶段有过多次失败或后退，这也是事实。出自对“他律性史观”和“停滞论”的警惕，人们经常批判着眼于这个短期阶段而提出的问题为“返祖现象”。但笔者还是愿意予以评价。
    例如，滨下武志说：“对于历来向外因寻求亚洲近代史契机的方向，如果只用各国内因去对应，亚洲历史形象的构筑就只不过是内容不同的各国历史的算术总和，就无法与……方法论课题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论课题把亚洲史视为一个保持有机联系的历史体。”滨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朝鲜史中也应行之有效。还有，宫岛博史的关于把光武改革置于国际契机之中的专题研究也应不断积累成果。
    另外，已故安东珆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曾主张：为了“极力避免采用可称之为的‘浮雕式方法’--因过于向自主内在发展寻求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因而采用的阻碍从结构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方法”，必须“把阻碍因素放入眼界”。但最近在韩国的研究家中也出现了诸如安秉直的观点，他说：“当然必须”用“如果朝鲜不遭资本主义侵略，其自身就理应实现了资本主义化这个命题”，“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对理念化了的内在发展理论及处在其延长线上的朝鲜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再探讨”。不论是欧美取向，还是非欧美取向，只突出“发展”的那种历史研究是无法对现代课题作出答复的。恐怕有必要在保持足够的警惕性，避免陷入出自偏见的停滞论的同时，积极地推进从总体结构去把握朝鲜史的研究活动。
    三、殖民地时期和解放以后之间的连续与非连续
    现在通过殖民地时期和解放以后之间的联系，探索构筑近现代史形象的线索。
    在朝鲜近现代史研究中，殖民地时期和解放以后的研究是截然分开的。当然也经常考虑到，作为研究的前提必须把二者联系起来，但几乎无人提出过具体的问题。近年来具体实现这种考虑的研究终于开始盛行，而且有两股潮流，一股是关于探讨殖民地工业化与韩国新兴工业国家化之间的连续性的研究，另一股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解放前后史的研究。
    第一个论述殖民地工业化和解放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化之间的关系的，是中村哲。他立足于韩国从属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状，从规定殖民地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占的位置这一视点出发，把近代朝鲜的社会构成划分为四个时期：殖民地和国家农奴制社会（1876-1910）；殖民地过和渡性社会（1910-1935）；殖民地和资本主义社会（1935-1945）；从属资本主义社会（1945～）。他的如下见解特别值得注意：把30年代中期以后规定为殖民地资本主义，并认为在殖民地时期出现的近代土地所有制、工业化政策和工人的形成等为解放以后的从属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