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总体上把握朝鲜近现代史的尝试，中村的问题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对其作为重点的殖民地工业化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有若干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有关对殖民地制度下的“近代化”，包括工业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桥谷指出：第一，以殖民地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变化，有以1920年左右为契机和以日中开战（1937）为契机的两种潮流；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在量和质上都有过局限性，第三，通过教育和录用官吏等实行的“近代化”，对朝鲜民众来说并非值得欢迎的“近代化；。桥谷认为，殖民地时期结构变化并没有为解放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化奠定基础，其问题勿宁说是在于带有“负继承性”（见后述）。
    另一种意见是小林英夫等人主张把殖民地工业化与解放以后的新兴工业国家化截然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小林在论述中重视国际契机，并没有只用国内因素去解释新兴工业国家化。他首先把战前宗主国法西斯主义政权推行的军需型、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同战后开发独裁政权推行的民需型、出口取向型工业化加以对比，主张把二者断开。作为背景，小林指出有战后日美两国的对亚洲政策和企业的侵入。他主张这些都为新兴工业国家化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归根到底，可以认为美国推行的罗斯托路线才是新兴工业国家化的大最动力。
    以上两种反对意见在新兴工业国家化方面也引起了与反对“内在发展论”有共同性的课题。一是试图探明什么是朝鲜的“近代”；另一个是把内在性逻辑考虑在内，同时又要重视国际契机。
    有关解放前后史的研究，近年来在韩国学术界已开始活跃。同时，B·加明斯充分利用美国史料撰写的巨著已经完成，其中一部分也已被译成日文出版（《朝鲜战争的起源》），可供充分利用。
    这些研究中指出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本文仅就解放以后继承殖民地统治”负遗产”的问题试行探讨。
    首先在政治方面，人们指出由于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大量录用殖民地时期的官僚，使解放以后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殖民地时期，曾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录用过为数不少的朝鲜人，特别是在40年代，判任官以上的官吏中就有1 万数千名朝鲜人。在解放当时，警官中朝鲜人就占1／3。而且，他们都具有专业管理能力，同时又掌握了反民族思想和行动方式，以配合殖民地统治。解放以后，这种官僚被继承下来了，估计他们在应付美国军政和新国家建设方面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联系到连续性和断绝性的问题，人们议论的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朝鲜人资本应有的方式。最先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梶村秀树。他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随着帝国主义本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化，与之保持直线分工关系而活动的土著资本更需要‘从属发展’。”因此，20年代开始形成朝鲜人“隶属资本”，这在解放以后，在韩国又有大规模发展，而形成了“隶属大资本（特惠集团）”。只要站在这种视点上，在经济方面也会弄清继承殖民地统治的遗产的问题。
    对“负遗产”的继承性进行如上的探讨，不仅能够以实证主义方法深化朝鲜近现代史研究，还会成为日本研究家进一步加深课题研究的线索，从多方面批判殖民地统治。尤其是从看似与“先进国近代化途径相连结的，官僚和产业资本（或雇佣劳动）的形成中观察“负遗产”，会为评价解放以后的新兴工业国家化或社会主义化提供大量的启发。
    四、何谓亚洲型近代
    通过以上探讨而突出出来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既旧又新的课题：何谓亚洲型近代？
    有关尝试探索使“亚洲的屈辱”转化为“亚洲的荣誉”的线索的研究，曾在亚洲内部反复寻找各种模式，也曾在不断落空后不断否定。直至今日，对新兴工业国家模式的期望或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望，仍然是时代的风潮。
    为了不蹈前车之辙，恐怕不仅要注意各种模式的现象性内在逻辑和问题点，更须探讨一种模式在世界史中具有的普遍性，注意该模式得以形成的国际条件。而且，还必须铭刻在心的是，生活在现代日本的我们如果轻率地向他国历史寻求本应由我们自己构筑的克服近代的模式，结果又会感到“上当受骗”，这种思维也就太自私自利了。
    （译自日本《历史评论》1991年12月纪念创刊500期专辑《历史学的现在》，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