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如《中国丛报》即是。而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则是以免费赠送为主。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之初，为使其所办报刊能在中国广泛发行和流传，使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传教士在中文报刊编辑上采取了一些缓和中国人抵触情绪、适应中国国情及迎合中国人心理、思想和习惯的方式和方法。首先是以“友善”的面目出现，宣传“中外友好”，鼓吹外国人来华及传教士创办报刊是为中国人谋福利，如报刊的编者用化名“博爱者”（米怜）、“尚德者”（麦都思）、“爱汉者”（郭士立）等署名封面，像“中外雍睦”、“百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词句常见于当时的中文报刊；再者是用基督教附会儒学，或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以儒学为招牌来宣传基督教。为此，报刊的封面上常印有孔子的语录，文章中更是牵强附会地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程朱著作的言论，以此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义；为适应中国读者的趣味爱好和阅读习惯，传教士还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即是入境随俗，使报刊中国化。如报刊式样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在文体上广泛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悬念结尾的套式。另外还有意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由于作者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不高，以至于写得不伦不类，四不像。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注：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版。）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其中主要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遐迩贯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主编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湛约翰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的《中西闻见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益闻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西教会报》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