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报刊发行对象和方式看。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日益扩大和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另外传教士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逐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决定因素。因此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由鸦片战争前面向中下层人士、以普通平民为对象，转为面向中上层人士、以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为对象，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为出售与赠送并行。
    再者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仍不断宣传对华“友好”、为中国人“造福”外，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师夷长技”、“西学为用”而学习西学的需要，大量地介绍西学，以此来吸引中国读者，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另外针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特点，传教士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传方针和策略，即把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儒教来宣传基督教。为使报刊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以吸引读者，有些教会报刊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编辑甚至主笔，如王韬任职《六合丛谈》、沈毓桂和蔡尔康等任职《万国公报》，还有《益闻录》的主编李杕、主笔邹弢。
    最后从报刊的宗旨和内容看。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有些中文报刊不再单纯地阐释基督教义、宣传基督教思想，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非宗教性内容，成了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其办刊宗旨也改为“增闻见”和宣传“格物致知”了。如《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中西闻见录》等报刊都是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兼及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刊。而《格致汇编》则是专门宣传介绍西学知识和技艺并以“格致”命名的刊物。还有原为专言基督教的宗教性报刊《中国教会新报》，也在创办后不久逐渐变为以刊载中外时事政治为主，兼言科学、文化、历史、地理、思想、宗教等的综合性刊物，最后连刊名也改为《万国公报》而面目全非了。
    二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企图用“文字播道”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这些企图大都只是一厢情愿，到191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总共也不过只有225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全国人口的0.5％，且多数是因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基督教并没有取代儒教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主宰。而教会报刊在中国报刊业的强大势力也逐渐减小，最终被外国商办报刊和中国人自办报刊所取代。然而，传教士为传教采用各种策略和方法而进行的宗教以外内容的宣传，却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下面就其主要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搜集中国情报，传递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出谋划策，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服务。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外国政治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并公开提出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它代表了当时在华英、美商人的意见，因而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国情的介绍、军事情报及有关对华政策的建议对当时英、美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该刊还直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据它所提供的建议而拟定的，其主编裨治文还亲自参加了《望厦条约》的谈判签订活动。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也往往站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立场上，通过报刊对不断扩大的外国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进行辩护，而对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却加以反对，教会报刊就成了为西方列强侵华服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工具。有的教会报刊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反诬为“不以不德，反以为仇”，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军是“发逆”、“贼党”、“红头贼”，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孙逆”，说他“鼓煽狂言”，一经“拘获”应“明正典刑”。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它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极力为西方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辩护和出谋划策。该刊曾连续发表了其主编林乐知写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中在列举了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之后，公然提出中国也应“借镜于印度”，像印度那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由英国来统治中国，“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注：《万国公报》1896年10～11月；1896年4月。 ）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该刊发表的《新政策》一文，则公开提出了中国在外交、内政、铁路、财政、新闻、教育、军事等方面由外国人主管或由中外共管的改革方案。（注：《万国公报》1896年10～11月；1896年4月。 ）以上这些主张和建议的实质是控制中国的主权，变中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公然干涉。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也即是抢占中国这一广阔市场，倾销其商品。对此方面，教会报刊也必然要有所反映，其所提供的有关经济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货价行情，这主要是外国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及收购中国农产品的有关行情，如《六合丛谈》几乎每期都登有“进出口货价与交易单”，而中国近代报刊刊登中外贸易货价行情表始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二是各地的贸易行情动态，如《万国公报》曾连续登载“上海各货行情”和“伦敦各货行情”；三是中外贸易的航运信息，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新的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航运信息的报道逐渐增多，《遐迩贯珍》几乎每期都登有航运信息；四是商业广告，这多为外国商品的介绍，而中文报刊刊登广告是从《遐迩贯珍》开始的。以上这些经济信息的报道和传布，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殖民列强抢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