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西沃德主要是对太平洋商业帝国作战略构想的话，那么佩里就算得上是一位实践者了。而佩里远征日本，打开日本门户的动机，恰恰是西沃德所崇尚的商业利益。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商业利益的增长既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的一种动机，同时又是其直接结果。美国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后，它与亚洲成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利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直航亚洲开始发展。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经济侵略和商业剥削的主要对象。日本史学家石井孝曾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市场的中心当然是中国。”（18）菲尔莫尔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对华的商务万分的重要，而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港口与东亚交通增进的结果，这个商务的重要性更日益增加了。”（19）1845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9，562，000美元，1852年猛增到13，257，000美元，并且，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人参、皮毛等已被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工业品所取代，纺织品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详细数字见下表。
    以上数字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市场了。
    虽然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如英国，但其增长速度比英国要快，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将美国称为对华贸易各国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国家。”（21）美国商人善于经营，很多方面都在英国前面，如福州开港十年，英国未去贸易，直到1853年才由美国旗昌洋行首次运茶叶去美国，首先将汽船引进中国内河的也是美国人。美国驻华外交特派员马歇尔在1853年谈到美英两国贸易在上海的发展趋势时说：“尽管美国在上海的贸易额远远逊于英国，但其迅速增长的情况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贸易额与英国贸易额正在逐年缩减。”（22）对华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美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19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远东的兴趣比除1898年以外的19世纪任何时候都强烈。”（23）围绕中国的市场特别是纺织品市场美国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前，美国贸易船只是从东海岸启航，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才到达中国。占领加利福尼亚之后，为克服这种地理上的不利因素，美国商人开始着眼于开辟太平洋航线，以期在对华贸易中压倒英国。1848年5月，海军委员会的巴特勒·金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开辟从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到中国的航线。他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的情况，认为英国是美国的劲敌，但是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要依赖美国的棉花，因而美国的地位要比英国有利的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人在廉价布匹方面足以应付英国的竞争。所差的只是美国制造商还必须更细心的研究，使它的织物更能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嗜好。”巴特勒确信，只要运输问题能解决，美棉在华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在此他建议，开辟一条自旧金山或蒙德勒（即蒙特雷--引者）至上海和广州的轮船线。（24）而作为这条航线上的日本，自然也就成为美国重视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由于汽轮技术水平低，汽船还不能够装载一气横渡太平洋的燃料，假如能够在日本获得停泊港口，并取得补给煤炭的权利，那么，自美国西海岸至中国的航线计划就可以顺利实现。
    佩里也是横贯太平洋航线的狂热支持者，他认为，针对远东英国有一条穿越大陆的航线（英国－大西洋－直布罗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新加坡－香港－上海），美国也应该开辟自己的航线和商路。按照佩里的设想，这条航线是纽约（及美国东海岸）－中美洲地峡－圣弗兰西斯科－日本－上海。佩里认为，这条商业航线可以使美国商船以三四天的优势击败英国（52天比55或56天）。除了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荣耀外，这条汽船航线将大大有利美国的商业，特别是“上海现在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而且与美国的贸易额确实已超过广州。”考虑到上海周围盛产优质茶叶、丝绸及其它名贵和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通过汽船五周内运到加利福尼亚，八周内运到纽约。”（25）这样一条航线对美国商业的价值简直是无法估计的。建立和完善泛太平洋航线及商路正是佩里远征的直接目的，在佩里心目中，日本是这条航线及商路的中转站。
    美国强迫日本开港的另一个原因是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从1835年起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是美国捕鲸业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到1846年，美国捕鲸船只有736只，总吨位达233，262吨，投资至少达7000万美元，工作人员有7万人。1847年间，北太平洋捕鲸船只以美国的为最多，约占80%强。美国的捕鲸船主要活动在日本周围的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附近的海面等地。由于当时造船技术所限及恶劣天气的影响，捕鲸船遇险漂泊到日本海岸的事屡有发生，而遇险的船员往往受到日本地方当局欠公正的对待。因此美国需要为其庞大的捕鲸队寻找一个避难港口，这既是要求日本开港的一个原因，同时又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另外，美国国内要求与日本通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试图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但美国商界并未就此罢休。1845年2月，纽约州众议员泽多克·普拉特在国会中声称：“把我们海员和商人的事业转向那些与世隔绝的国家（指日本和朝鲜--引者注）的港口和市场这一天和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正是在这样一批国会议员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45年5月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与日本和朝鲜建立通商关系。1846年美国政府委派彼得尔为东印度舰队司令，负责前往日本谈判通商问题，无功而返。1849年，彼得尔的继任者格林再次来到日本，态度强硬，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日本释放了被日本拘留的美国水手。这批水手的归来以及他们关于在日本所受非人待遇的诉说，使美国舆论大哗，成为美国武力开港的导火线。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哈姆林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关于美国水手在日本受虐待的问题及亚洲贸易的前景。1851年5月，格林也致函总统，强调美国与日本缔结商约是加利福尼亚通向中国商业航路中绝对需要的条件，如果不能解决就诉诸武力。1852年美国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委以迫使日本开港的重任。
    佩里是海军军官，也是著名的扩张分子，参加过美墨战争并在战争中有首次使用汽船而被称为“蒸汽战舰之父。”他一直想远征太平洋，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劈山开路。他对英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感到焦虑并认为美国应尽快采取行动。“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劲敌英国在东方的领土上，以及他们发那些设防口岸的不断增加，我们应当为自己敲响警钟，认识到我方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幸好日本和太平洋中许多岛屿还没有被这个‘兼并性’的政府捷足先登。其中一些正好位于注定要对美国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商业航线上。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得足够数量的避风港已是时不我待。”（27）代理国务卿康拉德给佩里颁布了训令：“最近的一些大事，诸如在海洋上的蒸汽行轮，本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的辽阔领土和迅速在那里定居，以及横亘间隔在两洋的地峡上建立快速交通等，实际上已使东方各国越来越靠近我们本国；虽然这些大事的后果还没有开始感觉到，可是两国间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能限量的。”（28）康拉德的训令指出了远征的动机，然而远不止这些，美国政府的真实目的反映在这次远征要迫使日本所承认的三项主要要求上：
    1、实现永久的安排来保护在那些岛屿附近失事的或由于气候原因而被迫进入他们港口的美国船员和财产。
    2、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日本一个或更多的港口，以便得到粮食、淡水和燃料供应，或遇到天灾时整修船只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航行。
    美国政府认为建立一个煤的供应基地更为迫切，即便不是在主要岛屿上，至少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较小的岛屿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