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本世纪以前的西方近代史学是传统史学统治史坛时期。这种传统史学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经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及其弟子的阐扬实践，在19世纪形成一种指导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固定模式。它以政治史、事件史为研究对象，以叙事性描述为手段，以“复原”历史为目的。从总体上讲，上述看法大致是正确的。不过，即使在近代，与传统史学模式相悖的观点与作法始终存在，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抨击传统史学的弊端，探讨史学革新的原则、方法与途径。这种革新潮流不仅削弱了传统史学的力量，而且为现代西方的新史学运动起到了示向作用。本文拟对此作一剖析。
    一对总体历史的追求
    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引起史学家争辩的问题。在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种宽广博大的人类学式的或社会史意义上的文化或文明的历史，是一部堪称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比他稍晚的另一位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取材远不及前部书广博，实际上仅仅是一部政治军事著作，描写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所进行的战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继承的是修昔底德的治史模式，即把人类历史简化成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为主要内容的广义的政治史，或者是杰出人物的历史传记。启蒙运动开始，这种狭隘的政治史模式受到少数学者的挑战与批判。他们力主建立一种全面的、普通人的、分析式的新型历史学。
    首倡这种观点的是法国启蒙运动大师伏尔泰。他在《关于历史的新认识》（1774年）中写道：“也许不久以后，史学的写作方式也将发生物理学已发生过的变革：新的发现排斥着旧的体系。这一变革今天已成为自然哲学的基础，我们也可在这一有趣的细节中认识人类。……但在读过了3000至4000份有关会战的叙述和几百篇论文的提要后，我觉得实际上并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从那里只看到一些事件罢了。我通过查理·马特所指挥的战役对法国人、萨拉森人的了解，并不比我通过帖木尔战胜巴耶洛德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了解更多。我很想知道一个国家的实力在战前是如何，战争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了该国的实力。西班牙在远征新大陆前是否比今天更富有？查理五世皇帝时代的人口究竟比腓力四世时多多少？为何200 年前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刚到2万？为何今天它却有24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英国今天人口又比享利八世时期多多少？据《波斯人信札》中说，地球上人口还很不够，与2000年前相比人口是少的，这是真的吗？以上仅是爱读人口史或哲学史的人所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中的一些而已。有关这些题目的知识还须进行深入的探究；这种探究将引导人们去分析一个民族的主要优缺点：为什么它们有强大的或弱小的海上力量？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又是怎样致富的？富到何种程度？当然这些可以从出口帐册上查到。这种探究还想了解手工业和艺术是如何建立的，它们又是如何在各国间传播的。最后，习俗道德和法律的演变也成为这种探究的目标。上述种种将使人们了解所有人，而不只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可是我在阅读法国编年史时却一无所得：我们的史学家对这些细节都闭口不谈，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格言：‘我是人，没有什么有关人的方面与我是无关的。’”①
    显然，伏尔泰认为，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活跃在历史大舞台上的不仅是君王和伟人，还有普通人，历史作品不应全是纯粹叙述性的事件史，还应包括有分析有说明的结构的历史。应该说，伏尔泰是近代以后向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史模式提出全面挑战的第一人。他的新史学观虽然不是直接以晚出的兰克学派为讨伐对象的，但在当时确是收到了震聋发聩的效果。
    19世纪中后期，要求改变历史研究现状的呼声此伏彼起，如阵阵春风吹拂着沉寂的史学园地。夏多布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随着旧社会的灭亡，新社会从废墟中诞生了：法律、习俗、惯例、舆论、原则全部都发生了变化。一场大革命完成了，另一场大革命又在开始酝酿：法国的编年史必须重写，以便把它同知识的进步联系起来。……古代的历史分析者并不全面介绍各行政系统的状况，而且把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排斥在史学领域之外。……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近代的史学家不仅要知道本国所发生的事，还要了解邻国所发生的事，并且还必须要有一种哲学的观念渗透到他的思想中，并以此作为他的向导。”②
    夏多布里昂将自己追求的历史称为“近代的历史”，并认为它从两个方面同“古代的历史”有所区别：一是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总体历史，二是它离不开哲学与理论的帮助，它是一种分析式的而不是单纯叙述式的历史。
    基佐更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明确称为“文明史”。在《近代史教程》中，他写到：“最近人们常说历史必须只讲事实，只叙述事实，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应该讲的事实也许比人们最初所想到的要多得多，也广泛得多：不仅有肉眼可见的、物质的事实，如战役、战争、政府的官员行动等，还有隐蔽的，但也确实存在的道德现象，有属于有名有姓的个人的私事，也有不具名称、无法确定日期、不能严格划定其范围的普遍事实，这些事实同样也是历史事实，如果将这些事实排斥在外的话，就会阉割历史。……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遍的和最终的事实。……就一个民族而言，构成该民族历史的所有事实或所谓的生活要素以及该民族的制度、贸易、产业、战争和具体政务都是研究对象，这样从整体上、从其联系上去考察、估价和判断，那么，人们该提出什么问题呢？人们将这样问道：这些事实对该民族的文明作出了什么贡献？起了什么作用？占了什么地位？产生了什么影响？……许多国家很久以来就使用着‘文明’一词：人们赋予它的涵义有广有窄，有的较明确，有的则较含糊，但这个词已被人们所使用和理解。正是这个词普遍的、人文的和通俗的涵义，才是应该加以研究的。”③基佐本人身体力行，出版了《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两部鸿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