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史学家米希勒在反对政治史，倡导总体历史的同时，更明确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体质状况以及民众意识、习俗、信仰等在内的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他在《法兰西史》（1869年）的序言中写道：“法国只有编年史而没有一部历史。学者们主要从政治角度去研究这些编年史。没有任何人深入到法国的各项活动（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各种发展的无穷细节中去。没有任何人能宏观地看到构成法国的地理和自然因素的生动整体。……总之，我所看到的由那些杰出人物所代表的历史，在我看来有两个方法上的弱点：在物质方面，它只注重门阀世族而忽视了乡土、气候、食物以及很多生理和体质方面的状况；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到法律、政策条文，而不谈观念、习俗及民族精神的内在的伟大的进步运动。④
    启蒙运动后，特别是在19世纪传统史学称雄西方史坛的环境里，不少史学家疾书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构想新史学未来发展的总框架，有的还亲自撰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型历史著作。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虽然触及到传统史学的某些弊病，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势单力孤，再加上其他条件还没有成熟，因而没能够改变西方史坛发展的总格局。但功不可殁，他们的史观与著作为20世纪年鉴学派向传统史学发起全面进攻作了先期准备，为20世纪的西方新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二史学新领域的开辟--制度与经济史研究
    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在19世纪时蔚为大观，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虽然研究者多属于传统史学的阵营，但他们的做法已经表明了某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发展趋势。政治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但以往只有少数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政体形式和各种制度作过一些探索，历史学家从不把政治制度的发展演进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尤其在传统史学那里，历史被归结为政治史，而政治史又被简化为事件史和政治精英的思想发展史，因而也就不可能把政治制度当作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和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予以重视。从19世纪初开始，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部分历史学家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研究和著述。制度史研究的兴起与那时知识界的思维取向有关。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实现的。作为重要历史现象的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它的存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系。历史学家完全可以由制度史入手，探究任何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此外，经过启蒙运动，学者们开始认识到，那种把中世纪的历史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从而加以否定的做法是非历史的。他们将中世纪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必要阶段，并从各个方面对这段历史加以研究，从而形成欧洲的浪漫主义史学运动。这对推动19世纪史学家研究中世纪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契机。
    由事件史到制度史，是历史学的一大进步。首先，事件带有很强的直观性和易变性，是深层历史运动的表象，同时又是历史现象中最具偶然性和随机性的部分。与事件史相比，制度史的优势体现在：它更需要历史学家用理性思维去把握和认识，稳定性强，能够体现一个社会和深层特征，是经济必然性发挥的结果。其次，事件史的目标是“复原”历史事件的面貌，史家的任务就是依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因而这种历史著作的体载不是提出问题、阐明论点、进而加以论证的形式，而更象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体或编年体著作。这种历史著作与革新派历史著作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以时间为线索，后者以问题为线索；前者重叙述，而后者重分析。受事件史内容的限制，历史学家很难从具体和特殊的历史现象中提取出抽象和一般的概念。新康德主义者、德国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希·李凯尔特，就抓住了传统史学的这个致命弱点，断言历史学不可能产生出一般概念。他说：“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既然没有一般概念，历史学就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因为“一切科学思维就都必须是使用一般概念的思维”⑤。然而，当历史研究深入到制度史这个领域，情况就不大相同了。制度史研究离不开概念。因为每种制度都是研究者对特定历史现象的概括和抽象。倘若想对某一制度有较深刻的了解，除了需要从历时性上考察该制度的起源、生长、演变和消亡等过程之外，还须从共时性的角度将这种制度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制度进行比较。19世纪的制度史研究在选题、史料积累和论证等方面都为后来研究者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象封建主义的起源、城市制度、法律制度、公社制度、土地和耕作制度这些老题目，至今仍是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19世纪，西欧各国的历史学家在重视制度史的同时，对经济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冲破了传统史学人为地为历史研究设置的界限，史学研究的对象从人类的政治生活拓展到经济生活领域，从而扩大了史学家的视野和学术研究的范围。其次，经济史学家反对将历史学混同于史料学，主张借用社会科学的一般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要探寻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与本质，以便揭示经济运动的发展规律和说明因果关系。⑥而且，通过经济史的研究还可为说明历史上其他社会现象或宏观社会运动的本质提供帮助。正如有的经济史学家指出的，“经济史所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是什么”⑦。英国经济史学家罗杰斯的著作《历史的经济解释》（1888年），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
    19世纪末，经济史学家对传统史学所宣扬的历史完全是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堆砌、因而是无规律可循的观点的不满情绪日益地增长。他们似乎朦胧地认识到，经济基础是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离不开经济因素。他们的认识能够达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