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甲申事变”后，慈禧为了遏制言路，开始着手收拾“清流”，办法是把他们放到军事斗争第一线，往火上烤。光绪10年（1884年）4月14日上谕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准其专折奏事”（注：《涧于集》奏议四，《谢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折》，第513页。）。张佩纶被授命为会办闽海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没有任何军事防御和实战的经验，他仍被推到闽防的前台。
    对于这一安排，张佩纶认为“书生初当巨寇，必以亲临前敌为第一义”（注：《中法战争》（四），《致安圃侄侄》，第384页。）。刚走马上任，他就决定周巡福建海防形势，“将濒海要隘、各路防营认真查阅一次”（注：《涧于集》奏议四，《会办闽疆拟周巡濒海形势再筹布置折》，第526页。）。马尾战败后，张又在给朝廷的上书中光明磊落地重申自己的观点：“臣本书生，未知兵要。惟目睹闽事危急，事先既不敢取巧避难，事后更不敢诿咎卸责”（注：《涧于集》奏议四，《陈明商办闽防事宜折》，第662页。）。从张佩纶闽任期间一始一末的奏折中就可知，他虽认识到自己在军事作战方面经验的缺乏，但认为既已被委以重职，就应该殚心竭力、鞠躬尽瘁地尽到自己的职责。
    一抵闽任，张佩纶即亲临前线视查布防情形，同时奏请将分防于各省的福州船政局所造舰船抽调回闽，进行统一的聚合会操。1884年7月13日，两艘法国舰船驶入闽江，自此以后，中法海军就在马江形成直接对峙局面。而主和派始终属意求和，未采取切实、果决的战事措施，致使闽海战机一再延误，终于导致8月下旬马尾之战的失败。关于张佩纶在防守马江及江战开始后的种种行止，《清史稿·张佩纶传》称：“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佩纶遁鼓山麓……翌日，逃至彭田乡”（注：《清史稿·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56页。）。笔者认为对这段史料有重加审视的必要。
    第一，“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这一举措究竟是当还是不当？法舰在8月初攻打台湾失利之后，就将进攻矛头转向福建马尾，主要舰只皆集中在马江罗星塔一带，对位于罗星塔西侧的福州船政局构成直接威胁。船局对福建海军来说意义重大，“据则能禁口岸，轰则得摧”（注：《中法战争》（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来电》，第439页。），会办南洋海防陈宝琛也认为：“闽厂若失，（法）要求必更奢。”（注：《中法战争》（五），《会办南洋海防陈宝琛来电》，第512页。）张佩纶对此深知，自然将其置于防守首位。他从水陆两方面对护厂进行了军事部署：水上针对法舰麇集，对船厂虎视眈眈的情况，“调集闽省大小各轮船，与敌舰尾相接”（注：《涧于集》奏议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第573页。），环船护厂；陆上则“调黄超群两营出护船厂，有死无退”（注：《中法战争》（四），《致李兰孙师相》，第380页。）。在法国所谓哀的美敦书期满前一天，张佩纶“潜师至局”（注：《中法战争》（四），《复陈韬庵星使》，第383页。），由水登岸，移营守厂，亲督船厂防守，充分表明了他护厂的责任心和重视程度。要之，由各方面形势分析，其时张佩纶的举措是必要的，即使有细节之处未考虑周到，也并不铸成主要错误。
    第二，“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这段记载是否符合史实？首先，张佩纶是否束手无备，消极怠战？7月中旬最初的两只法舰进入闽江时，张佩纶的反应就是将其阻于江口之外，但这建议并不被朝廷采纳。随着中法和谈的断续进行，进入闽江、威胁马尾的法舰也日益增多，张佩纶“拟塞河，而旨不允”（注：《中法战争》（四），《致安圃侄》，第377—378页。）；不仅如此，为继续维持和谈、避免“轻开战衅”，朝廷还命令张佩纶不准先行开战。对此，张佩纶愤懑不已，在所上的《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中，他分析道：“熟审彼己利钝之势，不在敌强而我弱，实在敌狡而我迂，既让以要害，复让以先机。彼处处攻心，我种种掣肘。兵机止争呼吸，臣固非畏其船炮之坚利，而实惜我虞备之略、谋断之歧也”（注：《涧于集》奏议四，《防护船局并省防情形折》，第547页。），痛陈对法软弱退让的危害性。随着中法和谈决裂的可能性日趋增大，张佩纶请求朝廷在和谈破裂之前“幸先示闽，后绝法”（注：《中法战争》（四），《致总署》，第400页。），以使闽军能提前做好准备，把握住战机。这样一个对法时刻严防、屡请侍机先攻者，怎能是于战事无备、将士请备还“叱出”之人呢？再看《清史稿》中“战书至，众闻警”这段材料。战书究竟是否在开战前即已到达张佩纶处？法国政府和其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下达进攻令是在1884年8月22日，当夜孤拔召集各将领讨论，决定在23日下午2时趁闽江退潮时向中国舰船发动进攻。然而23日上午12点左右，法驻福州领事白藻泰才将开战决定照会福州城内的闽浙总督何璟。何璟再电告驻防长门的穆图善和驻防马尾的张佩纶，但“长门线断不得达，马尾未接电音而法人已先开炮”（注：《涧于集》奏议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第573页。）。也就是说张佩纶接到法方开战照会的时间，已在硝烟升起之后。何璟在当日给军机处的电报中也说：“惟马江之战，法人先期攻击”（注：《中法战争》（五），《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闽浙总督何璟等电》，第512页。）。至于张佩纶“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更属无稽之谈。关于对这一说法的辩驳，已有林庆元《魏瀚》（注：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林庆元《魏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之文在先，这里就不重复了。
    第三，关于张佩纶“遁鼓山麓，……翌日，逃至鼓田乡”的说法是否属实？自中法马江对峙始，张佩纶就将坚守福州船政局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与目标。在战火日益逼近时，张佩纶曾收到过多种劝说或建议：“醇邸属勿冒险，乃小棠电来；译署亦劝勿拘守；合肥及伯潜均劝弃厂，均劝避炮”（注：《中法战争》（四），《致安圃璟》，第384页。）。但他考虑到“一旦弃厂，法必来据，且恐匪徒乘机攘夺，殊有关系”，因此决不肯从船局后退一步。马尾之战打响后，法舰先击溃中国舰船，然后就向陆上目标发起了进攻。福州船政局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攻击。船政局背靠中岐山，倚山为蔽，守局的将领黄超群和方勋带领士兵对敌人进行奋力还击。法军攻势猛烈，为防营勇溃逃，不懂具体战术指挥的张佩纶则“以令箭至山后督杀逃勇”（注：《涧于集》奏议四，《陆军接仗情形片》，第569页。）。在驻船局将士与法军交战的几日里，“马尾、彭田同是中岐山。”张佩纶驻扎的彭田，“在马尾高处，船厂在山下。黄（超群）、方（勋）时相见，不隔绝”（注：《中法战争》（四），《致总署》，第406、409、405页。），他于“中岐高处观战，历历如绘”（注：《涧于集》奏议四，《陆军接仗情形片》，第570页。）。而鼓山是在船政局西北三十里以外，他怎能会在刚开战时逃到三十里外的鼓山麓，第二天又逃回更逼近隆隆炮火的中岐山彭田呢，这不合符逻辑。况且由张佩纶开战之前一贯力排众议，坚决主战守局的言行来看，所谓逃奔之举也悖于常理。由此可知，关于张佩纶临阵脱逃的传言，是与他有隙的那些官员捏造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