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结构演变问题。作者认为：现代社会结构一个突出特征是开放性、流动性，社会成员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依据新的社会标准、权力、财富、声望和职业等确立自己的地位及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关系，由此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特征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后者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具体表象上，传统社会以出身门第为确定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一个人在门第系统里的地位，也就是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其地位不是凭自己的业绩而获得，而是由他所出生的那个家庭、阶层或阶级所决定。社会很少给社会成员提供升迁变化的机会，社会结构本身也就缺少发展变化的弹性，显示出其僵化封闭的特征。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中，门第关系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个人能力的大小，占有财富的多寡和社会认可程度的高低，成为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通过个人积极进取而接近或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原本居于高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也可能向下滑落。社会成员或社会阶层之间这种双向的流动变化，显示了现代社会结构的开放特质。
    大革命以后一个多世纪的法国经历了上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结构演变。
    一
    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引生出社会结构的全新的组合。一方面是传统的先赋性的社会等级的划分和社会权力的占有遭到破坏，另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社会权力和社会地位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重新分配。由于不论是传统结构的解体还是现代结构的生长都经历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因此，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变革时期，法国既不是完全以出身等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是全部以个人才能为依据的社会，而是出身与才能并列，等级与财富并存的社会。这种新旧交织的社会取向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十九世纪前期显贵集团的出现。
    显贵（grands natables）一词本指社会上的显要人物，但在法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含义。1614年因特权等级反对与平民一起开会，三级会议停开，此后每遇重大问题国王便召开显贵会议（les Assmblees de natables）商讨决策。参加会议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皇亲国戚和贵族宠臣。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使这种完全属于特权等级的显贵会议成为历史，但是“显贵”并没有从此绝迹。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变革赋于“显贵”以新的历史内涵。革命以后的显贵形成于拿破仑时期，共和十年即1801年宪法规定，各省选举团成员“必须从该省纳税最多的600名公民中”任命，入选者即为显贵名流。而政府又从各省提供的显贵名单中，遴选政府官员。这两项规定表明，这时的显贵不仅在划定准则上发生变化，不再以特权等级为界定，而是以财富多寡为标准，而且显贵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也在扩大和提高，因为不仅参加立法议会这样的决策人物要从显贵中选举，而且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文武官职也出自这些显贵名流，显贵掌握了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大权。
    既然以财富为判定显贵的主要标准，财富日长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进入显贵名流之门。共和十一年，伊泽尔省的600名最大的纳税人中贵族约有100人，商业资产阶级也有100人左右，首屈一指的是佩里埃家族，他们既是商人兼银行家，又是大地主和法律家。收入超过5万法郎的有5人，其中2名旧贵族，2名商人，1名是靠国家财产致富的公证人。①在伊尔维兰省的1052名显贵中，26名是将军，17名是行政区官员，203名市长或副市长，177名法官，84名土地食利者，50名耕种者，67名诉讼代理人，56名公证人，48名军人，7名宗教界人士，另有几名掌管公共健康的官员以及商人。1811年，在巴黎的显贵名流中，有240名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72名商人，54名高级官员，22名公证人，15名银行家。②把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显贵大致分类，可以看出，帝国的统治支柱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完全凭财富而显赫的贵富，二是政府官员和军人等名流，三是公证人、法官等自由职业者，即当时的才智之士。如果说旧制度下的“显贵”一般是用来专指显赫的贵族和个别特别富有的大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拿破伦帝国时期的显贵就很难用一二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来概括，因为它确实是门第的、财富的、官职的和才能的等各种旧式的和新派的人物的融合。不过土地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在其中仍占有很大的比例。
    随着拿破仑这位天才人物的垮台，其个人意志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消失，显贵在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增大。1830年以后，许多贵族退出政治舞台，显贵中非贵族门第的成分增加。佩里叶这样下定义：“所谓显贵就是那些其职务、财富和才能高于民众的人”。③显而易见，这时官职不仅与财富和才能并列，而且官职居于首要地位。据1840年议会统计，行政官吏约占40%，土地所有者占30%，其余30%为从事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贵族院里也挤满了官吏，1848年统计，贵族院311名议员中，有220名是高级行政官吏。整个国家在这些官吏、富有者和才智之士合成的显贵们的掌握之中。当时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布洛伊公爵、莫莱伯爵、苏尔特、莫提埃元帅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家梯也尔和基佐等。这些身兼要职的统治精英即是显贵阶层的杰出代表，虽然这些人物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或者本人就是大资产阶级，但是就显贵集团本身而言，“因为他们反映的观点、意识和地位的多样性，很难揭示其阶级实质。”④也就是说显贵作为一个统治集团的整体，还不能完全用资产阶级来界定，它还带有时代过渡的特征。
    既然显贵代表了一个过渡时代的统治精英，随着这个过渡时代的完结，显贵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依据。第二帝国时期，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有产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加速，资产阶级的羽翼渐丰。正是从这时起，显贵的影响开始下降。帝国初期，七月王朝时期的显贵名流还在国务会议、参议院和各省省长的职务上占有很大的比例，1852年80名参议员全部由显贵名流组成，立法团中的三分之二为七月王朝时的显贵。40名国务会议参事中，24人是显贵，另外各省省长也有三分之二为显贵名流，此后，中产阶级兴起，政府反对派增多，原有的显贵名流逐渐被新的更有能力的社会精英所取代。这些新的精英不仅带有资产阶级的标签，而且是纯粹资产阶级的代表。以第二帝国后期势力日增最终动摇了帝国政府反对派为例，除少数日薄西山的正统派以外，其余全部是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没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属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他们要求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其代表梯也尔提出个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人自由、当选人自由和议会自由，概括了他们全部的政治要求。左翼反对派是以卡尔诺、西蒙和甘必大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他们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其奋斗目标。在帝国末期的1869年选举中，巴黎及所有大城市全部被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所控制。普法战争后共和派虽一度受挫，70年代后期起，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参众院的选举中一路领先，这表明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