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直至第二帝国后期，国家机器还基本为少数名流显贵所把持，这种情况反映了变化的局限。70年代以后，包括农民、工人和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深刻的程度上参与现代民族政治，普选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更推动了社会精英集团的变化。新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在议会中议员的社会出身明显变化。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取代传统的显贵和土地所有者在议会中居于主导地位。1893年，88%的议员是大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出身，1902年，一些中低级社会阶层人士也得以进入议会，该年议会中有30名议员来自工人和农民。下面这个统计更清晰也反映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统治精英阶层的变化：
    320名大臣的父亲的职业身份（1871-1914）%⑤
    职业身份 在成年男子中的比例 在大臣出身中的比例
    工人农民职员786.5
    初级教员、政府 10.4 9.7
    官员和熟练工匠
    小资产阶级 5.2 10
    自由职业资产阶级1.8 37.8
    高级政府官吏0.1 8.4
    土地所有者 5.1 25.9
    如统计所示，大臣中土地所有者家庭出身的还占有较高比例。但是出身自由职业资产阶级，即那些律师、公证人、教师和医生家庭的大臣所占比例高达37.8%，而这一阶层在总人口中仅占1.8%。此外，图表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属于工人农民下层阶层家庭的人居然也能够问鼎大臣职务。
    该统计不仅说明了法国社会结构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即使出身寒门也可能达到权力的顶峰，而且说明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新一代社会精英人物已经取代显贵名流把持了政权。资产阶级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牵引着法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必须有一个统治的精英集团来维系当时的社会。精英集团的演变节律直接反映出时代变化的脉搏。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独立地支撑起一个新型的社会，在贵族与资产阶级因不能完全衔接而出现的断裂的时空中，显贵作为新旧阶级交融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应运而生。显贵就其本质来说，不像贵族之于土地，资产阶级之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那样是一个完全根植于某种经济利益的社会阶层，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显贵们既来自旧时代保守的阶层，也来自较为现代的社会群体，它是兼有新旧时代痕迹的各种利益混合的统治精英集团。与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贵族相比，显贵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两种取向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集中体现是它既保留了旧的政客权贵，体现一种传统的延续，又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开放，向人人都可能获得的财富和才能开放，反映一种现代的变革。这种社会身分取向上的扩大和拓宽，以及精英集团组成结构上的二元性，显示了精英集团本身发展的弹性，也反映和揭示了新的社会结构未来发展的走向，即向更开放更现代的社会结构演进。表现在社会统治精英的变化上，是在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中资产阶级新一代的统治精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法国已经完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二
    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在社会分层方向有诸多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原来以血缘关系和地域联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二是使“在许多前现代社会所见到的那种财富、权势和身份关系，在一种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中结合或分隔的倾向，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趋于消失。”⑥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每个社会阶层各自封闭又与其它社会阶层相互隔离的等级制度也将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打破。这两种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象，一是造成血缘关系松驰地域界限模糊，社会成员进行水平流动，人口城市化就是这种水平流动的集中体现。二是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即先赋性的--无论是等级的还是地缘的传统身份标准丧失，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隔阂被打破，社会成员借助职业的、教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渠道而上下流动，从而出现一种新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界线模糊的身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成员依据新的社会标准，权力、财富、声望和职业等确立自己的地位及与其它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