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21日，高夫·惠特拉姆在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后十多天，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揭开了中澳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但在那个时代惠特拉姆究竟是如何考虑打开对华关系的，他执政期间的对华政策又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中澳关系正常化及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
    一
    就外交而言，惠特拉姆是以其改革闻名的。他的改革“改变了澳大利亚在亚洲特别依重军事的做法，给外交政策注入了新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①，使澳对外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他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则是他外交改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惠特拉姆执政前的70年代初，中国问题成为了澳急需解决的外交问题之一。所谓的中国问题，即是对华关系正常化问题。
    那时，澳对亚洲的传统观点尚未根本改变，因而在大多数澳洲人脑海中，亚洲依然是另外一个世界。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动荡不已被当作是这个世界的特征，北面的亚洲邻国被视为构成威胁澳洲战略安全的对象。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决定，从5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在上述认识指导下，澳历届政府都坚持“白人澳大利亚”的政策，奉行“前沿防御”的安全战略。②事实上，这两大政策形成了一堵墙，它的作用不是阻止了幻想性的源自北方的入侵，而在于使澳洲人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患了“近视症”，导致澳在军事上不得不直接插手地区冲突，特别是残酷的越南战争，使澳在和平时期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显然，70年代初澳对外政策急需改变。
    当时任反对党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清楚地认识到，要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倒这堵墙，就要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但要推倒这堵墙，紧要的是找到突破口。1970～1972年的中国问题恰巧提供了机遇。
    中苏1969年珍宝岛之战，标志着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程度，苏联考虑要对中国施行“外科手术”，摧毁中国新生的核自卫力量。为粉碎苏联对华战略包围和遏制的企图，中国要努力结交更多的新朋友，包括西方国家，以创造一个外交新局面。同年，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发表著名的“关岛主义”，不久中美关系转向松动。这说明亚太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把自己视为西方成员之一的澳大利亚继续持反对和敌视中国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也毫无意义。可是，执政的自由-国家党联盟政府在调整对华政策上却行动迟缓，落后于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面对此情，惠特拉姆感到焦虑，他“担心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正走向孤立，甚至面临被美国甩在后面的危险”③。而外交上充当最后一名，绝非光彩之事。
    自由-国家党政府在与中国邦交正常化一事上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中，与美国等一起设置障碍。从深层看，那不仅是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支配澳大利亚20多年的一种意识，这便是由曲解导致的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恐惧，特别是对它所宣称的中国式共产主义的憎恨和疑惧。二战后澳对亚洲的数次军事干预，从根本上说导源于这个思维。足以推断的是，要调整澳外交政策，必须先铲除澳洲人这种错误的恐惧心理。惠特拉姆看清了这层关系，因此，他不仅宣扬承认中国，中澳友好的思想，而且在“支持恢复对华关系的观点尚是选举中一个不利条件”④的局势下，他毅然率领反对党工党代表团于1971年7 月早基辛格几天访问了中国。当然，他出访中国，也是为了抓住外交主动权，使政府难堪。同时，他希望能向澳大利亚人显示，他的外交新思维符合外部世界的变化，有助于维护澳国际利益。
    很快，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和尼克松将亲自访问中国的声明，证明惠特拉姆此次访华是及时与有益的，它又意味着，澳在与中国建交的进程中，可以走在美国的前面。在事实面前，澳民众开始认识到，有必要重新估价延续了几十年的对共产主义、对中国的恐惧思想。这正是惠特拉姆所期望的，也正是他推行新外交的社会基础。因为他相信，改变具体的政策相对要容易些，改变澳洲人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思维却要困难得多。⑤由此可说，惠特拉姆采取的访华行动是他立志外交改革的步骤之一。
    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是，惠特拉姆承诺假如工党在下届选举中获胜，他将把澳驻华使馆从台北搬到北京。这个承诺无疑地宣告了工党最终完成了对华政策的改变。早在1954年，他就倡议调整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次年，工党在霍巴特举行的大会上，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写进了党纲，标志着工党对华政策的一大转变。1967年，惠特拉姆担任工党领袖后，继续持上述观点。但无论对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如何对待台湾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直到大选前的1972年12月澳政府还是坚持不能抛弃台湾的态度，出于竞选考虑，工党在这个问题上长时间里也只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他们担心，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国内可能对工党带来政治上的不利。
    惠特拉姆之所以在7月访华中作出承认中国的承诺，从而将工党的中国政策又推进了一步，从目前看，原因不少，其中主要有两条。首先，当年中国宣布暂停购买澳大利亚小麦，使对华政策成为澳国内争论的中心。要求承认中国的呼声日益增长，农业集团严厉指责政府对丢失中国小麦市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它拿出具体措施，尽快恢复对华小麦输出。1970年下半年，中国与加拿大、意大利建交后，中加、中意贸易呈较快的发展趋势，说明在国际关系上，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是紧密的，想拓展对华贸易，必须在与中国政治关系正常化上拿出实际行动。可是澳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却玩弄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手腕，企图以经济上的得益缓解政治上的困境。中澳两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同，就为惠特拉姆作为反对党领袖走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一旦访问取得成功，它将使工党在政治上获益匪浅。惠特拉姆的个性既乐观又有一定冒险精神，因此他敢于不顾风险，亲自访华，并作出承诺。
    其次，与中国建交是世界性趋势，澳迟早要走出外交上的这一步，就连自由-国家党政府也在缓慢地转变其中国政策。有证据表明，澳政府也有与中方举行正式官方会谈的打算，由于其观点离中方要求较远，双方较高级别的官方会晤未能成功。惠特拉姆先于政府官员赴华访问，便可能在热点的中国问题上夺得主动权，使执政党陷入被动。不管在访问后，澳政府采取何种对策，惠特拉姆都将处于有话可讲的地位。假如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无意消除与台湾关系这一中澳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他可以用中澳小麦贸易及加拿大、意大利的事例批评政府，为自己的承诺作辩护；一旦美国对华和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将有所提高；如果内阁同意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承认中国，那只能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发动对政府的攻势。
    令惠特拉姆高兴的是，他的访问很快实现了预期目标，因为“访华之后，惠特拉姆的国际地位变成他在澳大利亚选举中一笔巨大有用的资财”⑥。这表明惠特拉姆及时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是正确的，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