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外交上讲，惠特拉姆所做的主要在于，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之时，在中澳关系急需变化的时刻，他果断地抛弃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外交理论，努力为澳对外关系建立新的指导思想。落实到他的中国政策，可以总结的是，这是一条实际、有效和具有现实与长远意义的政策。首先，他的中国政策代表了澳外交政策的发展方向，它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符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因而能保证双方消除歧见，保持联系。长此以往，相互了解将不断加深，双边关系可望顺利发展。建交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点。
    第二，如何在不动摇澳新美条约的前提下，调整好与各大国的关系，使澳付出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正是越南战争后，澳外交演变的要求。惠特拉姆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与各大国均保持正常化关系，有助于澳实现这个目标。这也正是他对华政策的重要性之一。
    第三，惠特拉姆主张中、澳、东盟之间保持和好，并将此付诸于他的外交实践中。这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中澳及东盟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在反对任何国家称霸亚太区域上，有着同样的利益，三方在这方面今后也有继续合作的可能。
    第四，受多种因素决定，在正常形势下，中国与澳大利亚不可能建立特殊的政治、军事关系，而经济方面自然是两国具有最大、最持久的共同利益的领域。惠特拉姆强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开拓经济合作领域，是现实和有远见的。如今双向贸易总额已超过20亿澳元，两国经济已出现一定程度的互补性，我们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相互需要，相互依靠。政治关系正常化促动经济交往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发展促使政治上友好的增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注释：
    ①④《惠特拉姆现象》，澳大利亚企鹅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第4页，第103页。
    ②该战略将东南亚当作第一道防线，规定必须在那里就地消除一切被认为有害于澳安全的现实与潜在因素。
    ③⑦斯蒂芬·费兹杰拉德：《与中国会谈：澳大利亚工党的访问和北京的外交政策》，澳国立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11页，第58页。
    ⑤高夫·惠特拉姆：《1972～1975年惠特拉姆政府》，澳企鹅图书公司出版，1985年，第26页。
    ⑥弗兰克·克罗霍：《艰难时代：澳大利亚的七十年代》，澳海纳曼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⑧艾瑞克·安德鲁斯：《澳大利亚和中国：含糊的关系》，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
    ⑨新华社电讯，1973年10月13日。
    ⑩《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0日。
    （11）（13）《从恐惧到友谊：1966～1982澳大利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昆士兰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第170页。
    （12）《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概论》，杰卡伦达出版社，1979年，第83页。
    （14）惠特拉姆评述，1973年11月5日新华社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