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惠特拉姆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与前届政府不同，他对东西方缓和持乐观态度，认为未来10至15年里，不存在对澳大利亚的直接军事威胁，所以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时代呼唤着澳大利亚调整国防战略和外交政策。因而，中澳建交后，惠特拉姆奉行的中国政策具有与前任不同的特征。
    惠特拉姆主要是从四个层次看待中澳关系的。（1）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澳应该象对待其它大国一样，同等地对待中国。（2）澳大利亚早已被历史潮流推入亚洲舞台，应该加速转向亚洲，在根本上改变东南亚政策，而与中国正常化关系将有助于澳实现这个目标，中澳两国在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上有共同利益。（3）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潜力的大市场，推进双边贸易对双方都有益。（4）中澳两国相互隔离已多年，以至70年代前期，两国相互了解不多。建交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将需要时间与精力。互相理解和尊重则将在促进关系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直接影响亚太局势的国家主要是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一般讲这些国家都不会推行反澳政策，但如果澳外交追求的目的与其中某个国家的目标相对抗，或者澳卷入它们之间的冲突纷争，袒护一方，敌视另一方，那么澳就不可能与它所敌视的那个国家保持正常关系，这个国家往往把澳当作大国的走卒和帮凶。惠特拉姆当政前，中澳就经历了这样的关系。历史证实，对澳来说，重要而且有利的是，避免介入大国间的纠纷与敌对行动。为此，惠特拉姆强调，澳大利亚应从美国那里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力，必须既不亲华，又不亲苏，也不敌视任何一方。这意味着澳在大国中间，将采取适当中立的路线去维护本国的利益。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惠特拉姆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强调“澳大利亚继续保持与华盛顿、东京的亲密关系，加强与莫斯科的联系，这些与同北京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具有同样的重要性。”⑦
    在实践上，惠特拉姆自然在大国间推行较为灵活的外交，力争左右逢源。如他在任总理的三年内，访问了上述四国。1973年10月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不发表任何可能刺激苏联的意见；1975年他在莫斯科，也非常小心谨慎，不跟着苏联指责中国。这证明他不允许自己的中国政策受中苏不睦的影响，为本国利益，他既想拓展中国市场，又要打开对苏贸易。由此可说，“中国的作用在抵消俄国人的大国欲望和日本的经济力量”⑧。这正是1972至1975年惠特拉姆总理对华政策的用意之一。
    众所周知，东南亚一直是澳在战略与外交上的首要考虑对象。然而它对该地区的政策却有自相矛盾的一面，它不希望某个国家控制本地区，总是竭力反对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但却欢迎美国独霸此地；它无意看到该地区成为大国的竞技场，可同时又真诚地支持美、英力量保持在当地的存在，表现出没有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好象不能与亚洲国家共同和平地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矛盾使澳不能在冲突中居间调停，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中等国家特殊的贡献。随着格局的转变，惠特拉姆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本地区以新的角色出现。但这离不开中国，因而他的方案是，倡议建立地区合作组织，驱逐外部势力对本地区的干预，彻底结束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
    中国向来反对苏美在亚太地区的争霸，惠特拉姆关于地区合作的建议，部分地与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吻合。这意味着中澳在这方面可以互相帮助。中国是本地区主要国家，它的配合有助于澳大利亚对东南亚政策的实施；澳大利亚同样对中国有益，它对东盟国家有影响，这些国家当时都还未承认中国，对中国来说，中澳关系正常化及其发展将为东盟各国树立榜样，促进它们与中国改善关系。地区各国和睦相处，自然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事业。
    当然，澳大利亚面向亚洲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当地争取到较高的地位。惠特拉姆将此融合于地区和平事业中，在亚太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频频出访。他再三建议，东盟国家应象澳那样，改变对华政策，尽快与之建立正常化关系。如1973年7月他在华盛顿说，在承认中国一事上菲律宾和泰国必须面对现实；⑨次年1月在马来西亚访问时，他评论说，中国更加注重国内事务，对本地区无任何企图。但在同时澳政府官员强调，中国不是澳外交甚至亚洲外交的中心，东南亚在澳对外关系上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一再声称澳与东南亚有特殊关系。显然，惠特拉姆政府是想在中国与东盟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与双方均友好，使它们在关系正常化上有求于自己，促使双方愿意承认澳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1973年访问北京回国后，惠特拉姆在国会发言中指出，“中国承认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⑩无疑，惠特拉姆的这个声明揭示了他对华政策的上述目的。
    中澳建交以后，双边经贸关系是惠特拉姆制定中国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贸易不仅对澳内政与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中澳两国关系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鉴于1950至1972年两国关系不和的事实，双边贸易额受到极大限制，这有限的贸易又极端地侧重于小麦。进入60年代后，中国每年约购入35％的澳大利亚出口小麦，占澳对华输出的85％以上，使中国向澳购买大量小麦成为中澳贸易的主要特征。但70年代初，由于澳自由-国家党政府坚持旧的对华政策，中国不得不在1971～1972年度停止输入澳小麦，使澳政府受到了国内多方面的压力。澳大利亚人忘不了这个令他们不快的插曲，因此建交后惠特拉姆政府首先就要打开对华贸易。他对此相当重视，组阁后，派往中国的第一个重要代表团，就是由海外贸易部和第二产业部部长吉姆·凯恩斯率领的澳大利亚贸易代表团。它的目的是为签定两国长期贸易协定和澳向中国出售糖、羊毛、铁矿砂等的协定打好基础。1973年3月，悉尼成立了澳中商务合作委员会，其宗旨是“为对华贸易及文化关系提供政策性建议”（11）。
    概括地分析，惠特拉姆政府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其一，澳大利亚必须恢复它在中国小麦进口中的传统份额，“尽量利用一切机会促进与中国的贸易联系”（12）。因为，那时澳大利亚对外贸易至少面临两大困境。这便是英国加入欧共体和由之引起的澳对英国农产品输出的巨减；以及澳在资源出口上过度地依赖输往日本，导致价格上吃亏和可能受制于日本的担忧。因此澳急需使出口市场多元化。对中国它不仅想增加小麦出口，而且要扩大其它商品的输出，希望对华出口的增长有助于缓解本国的困难。难怪1973年中国宣布从澳进口糖和少量铁矿砂时，澳方深感高兴，将此视作进入中国糖及铁矿进口市场的标志。
    其二，澳期望获得稳定长期的贸易利益。为此它主张建立有效的双边组织，用以保证中澳贸易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杜绝澳对华出口象1971～1972年度骤降的事再度发生，解决其它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1973年7月中澳贸易协定谈判时，澳方强调了两项内容，一是签定长期贸易协定，二是组建每年磋商一次的联合贸易委员会，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同年10月，中澳达成为期三年的小麦贸易合同，这对澳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是澳大利亚与中国订立的第一个长期小麦协定。”（13）澳认为这是对华政策成功的表现。
    也确实如此，惠特拉姆在任期间，中澳贸易的发展总体上是稳定与迅速的，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双边贸易额从1971～1972年度的仅7860万澳元，猛增到后一个年度的2.43亿澳元和1974～1975年度的3.34亿澳元。这样的发展不仅使两国都得益，而且为中澳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无疑，惠特拉姆是愿意见到中澳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两国在核试验、苏联、朝鲜半岛局势、柬埔寨等不少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双方的历史及文化意识不同，发展两国关系，必须建立在不断增进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因此，中澳建交后，两国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往发展迅速，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也从不隐讳不同意见。频繁和直率的交流使“我们不再是在暗中摸索了。中国知道了我们的想法，我们也知道了中国的想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