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结构呈现一种横向堆积的金字塔形。塔的最底层是为数众多的农民、工匠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人民大众，其上端坐着以国王为首的贵族和僧侣特权等级。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横亘着一道因出身不同而造成的天然屏障。由于出身屏障的存在，贵族因出身高贵不必担心地位的跌落，下层人民也无以向上攀援的阶梯。人们对以血统来判断的社会地位的认同高于对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层次分明，社会结构也因此而静止僵化。大革命摧毁了社会阶层之间这道屏障，对社会地位的认同让位于对经济地位的认同，社会才出现了流动的可能。但是出现了流动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流动。大革命在打击特权等级的同时，又创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加强了他们对土地的附着力，从这一角度上看，农村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阻力增大。此外，因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内部的稳定性不可能一朝丧失，社会成员的分野也不可能被革命一下冲破。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没有本质性变化的历史氛围中，社会不可能给人们，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因此至十九世纪中期，社会权力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没有根本性变化，农村社会是这样，城市里也是如此。整个社会结构还保持着传统的特质。
    再以全体选民的财产分布为例，1842年前，选民的大多数（约55%）是交纳200至300法郎直接税的小纳税选举人，1/5是300至500法郎的纳税选举人，交纳1000法郎以上的大的纳税选举人仅占8-9%，而纳税最多的超过8000法郎的不足百分之一。⑦可见这还是一底宽上尖的金字塔形的纳税选举人结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在“大城市中与此相反，大的纳税选举人的比例有很大上升，特别是中小纳税人之间的比差在减少，在巴黎和鲁昂都是如此。”⑧这说明财产分配结构上的变化已经在少数大城市中开始了。
    虽然受教育机会，职业经历和政治生涯等都可以成为社会成员地位升迁变化的缆绳，但在十九世纪前期，在人们的参政权还受到财产资格限制的社会里，社会成员上下流动，由此岸到彼岸，由这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主要阶梯还是财富。财富已经在民族中激起一种普遍的冲动，成为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通过劳动与节俭致富”的箴言已成为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城市中通过致富而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奋斗目标。1847年“辩论日报”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社会地位，一些人得到它，同时有人失去它。……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阶级，其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以便于人们的出入。”⑨显然资本主义社会向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变化的机遇。人们对财富的追逐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后果，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大造成新的社会鸿沟，复辟时期巴黎贫富两极之间的差距在10法郎与1000万法郎之间，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崛起，中产阶级壮大。这种上下距离加大，底层比例减少，中间阶层增多的变化，造成社会财富占有的总体结构的变形，即由原来的金字塔形变为倒置的陀螺形。这两种结构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表现的是城市中传统社会占有结构的特征，后者绘出的是工商业发展导致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异，“在巴黎变化始于1820年，完成于1847年，在波尔多是始于1824年，完成于1869年，在鲁昂是七月王朝末期完成，而里昂、里尔、亚眠和图卢兹是1869-1875年完成。”“第二帝国末期在大城市金字塔形已被碾碎，倒陀螺形基本形成。”⑩
    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冲动源于城市，城市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因而农村中的社会流动更突出地表现为向城市的移民，1841-1851年，法国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数字为84.9万，1851-1861年法国工业高涨时期，乡村移民人口达126.5万，直到二十世纪初，农村移民规模再没少于80多万，即1841-1851年的水平。（11）1900年一个村庄里100名农民的儿子中有42个留在农村，而100名农民的女儿中仅15个留在农村。十九世纪末阿维农地区东北部半数以上已婚妇女去了巴黎。1911年该地五分之四的新婚夫妇去了圣·塞利。（12）（笔者另有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一影响城乡人口生态平衡的社会变动）与此同时，乡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上下流动即纵向流动的机会和可能。特别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产品价格上涨，遗留在农村的人们因此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加莱海峡省为例1851-1911年间，35%的农业工人改善了他们的处境，其中56%变成了占有土地的农民或农场主，其余的找到了更有保障收入更高的工作，如园艺工人，道路工人等等。（13）1887年，厄内斯特·拉维兹发表的一本寓言小说，借一位鞋匠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父亲曾一无所有，我现在有了些钱财，我的孩子如果象我一样努力，他们的财产将两倍三倍于我，我的孙子将成为绅士，人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升迁的”。（14）这句话表明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可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当然对农村的社会流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因为十九世纪法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有限发展，给人们提供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毕竟有限。“1851-1911年加莱海峡省的耕种者中，79%的人生在原来的社会等级内，10%的人改变了其地位，11%的人的生活状况反倒有所下降。”（15）但是这种流动变化的社会环境，使农民看到了改变现实的可能，一些有远见的农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环境，他们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以便适应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变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变化，加速了整个社会的流动。
    开放的社会结构造成一种流动的社会机制，这种流动的机制给现代政治民主进程以深刻影响。因为在等级社会中，社会上层既要求下层的服从，又给下层提供某种意义的“保护”，上下层之间存在某种“权利”与“义务”的纽带。诸如封建领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商人、店主与帮工间都存在这种相依的关系。这种家长式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存在，致使下层对上层存在一种心理上和观念上的依赖服从，这也是庇护性政治即专制政治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社会流动出现以后，社会成员的身份发生变化，人们不必永久地居于一地，也不会永远地依附于某一个主人，新的经济链条把人与人连接起来，原来上下层之间那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解除，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消失，人人都成为自由的人，这种情况有利于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具有独立意志能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人民面前，万能的行政权力和专制的庇护性的政治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和水平流动，使原来等级的金字塔倒塌，社会结构进行新的组合。在国家权力与人民大众之间出现一个中间阶级，这一中间阶级不是像贵族那样僵化封闭，而是可以变化流动，这就使得它能够不断地把民族精华和时代精英吸引到这一维系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来，统治精英阶层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也避免了个别人物和个别集团对整个社会进行专制统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