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西原借款的主角、日本寺内内阁藏相胜田主计有一段名言，很能说明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密切日中两国经济联系之手段，以奖励日中两国合办事业最为有效。盖合办事业比单纯借款，易于加深两国人士利害相关之观念，并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注：《西原借款资料选择》，《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60页。）胜田所说的合办事业优于单纯借款， 如果泛指一般合办事业，未必完全恰当，因为单纯借款的效益，也有合办事业所不能比拟之处。只有银行操办这种特定的合办事业，才可以说优于单纯借款。因为它兼有二者之长，既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合办事业本身的效益，又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借款的效益。
    从扩大合办事业本身的效益看，外资独办银行前此在中国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它们始终只立足于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一时还不能进入广大内地。合办银行、特别是像中华懋业那样在中国主管部门注册的合办银行，则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内地。中华懋业银行的托马斯，就是要把外国银行势力扩大到内地的积极鼓吹者（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6.）。 而日本大隈内阁企图通过中日合办方式以兼并交通银行，也正是因为它看中了交通银行在全国内地设立的七十多处支行，指望利用这些现成机构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注：《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31-132页。）。
    从扩大借款所带来的效益看，最大的效益是合办银行通过借款掌握中国国库，干预中国的财政金融。这是前此外国银行未曾达到的境地。在银行章程中明确规定经理中国国库的首先是华俄道胜银行。而其始作俑者，则是由米建威计划孕育形成的华美银行，以后才为其他合办银行所承袭和发展。
    中国的内部条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积极迎合了外部条件的变化。
    19-20世纪之交的清王朝，尽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在它崩溃之前，仍能维持全国统一的局面。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种表面上的统一局面也不复存在，军阀政权犹如走马灯。中外合办银行成为军阀官僚营私的理想窟穴。如果说和华俄道胜银行打交道的李鸿章还只能偷偷摸摸地接受银行一点馈赠，搭上一点股份，那么到了中华汇业和中华懋业时期，段祺瑞、陆宗舆和张勋、钱能训之流，已经成为合办银行的重量级股东。他们只顾一己的私利，置国家利益于度外。在同中外合办银行打交道的官僚中，周学熙要算是比较关心中国实业的一位。他曾经以财政总长的身份同中法实业银行商谈利用银行的低利信贷发展中国实业，首先提出的发展对象是北京自来水公司、滦州煤矿公司和唐山洋灰公司。这是因为“此数项者皆与周氏有极大之关系”，以至法国代表认为，“既有意开发实业，而全国中之大实业未闻计及，而独与总长有关系之实业，则汲汲不遑，殊觉可怪”。然而，从外国银行的角度看，满足军阀官僚的一己私利，以换取对整个中国金融财政的索取，仍然是一笔低成本、高利润的生意。
    当然，军阀战争的不断绵延，军阀政权的频繁更迭，对合办银行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在各派军阀都想以一家合办银行作为自己的财政保护神时，对外国银行而言，是风险与机遇同在。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中外合办银行成为一时风尚，但各行的经历结局并不一致。有生意兴隆的，也有停业清理的；有由合办收回自办以供独享的，也有交给华人自理以求脱身的。历史实际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变化多端，官方合办的高潮，或者说由民间合办到官方合办这条主线是存在的。这就是本文试图作出的一个小结，或者说是一个暂时的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