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其法有二：一为陆攻，一为海攻。根据魏源分析，陆攻之法的关键在印度，而与印度接壤的国家是俄罗斯和廓尔喀。英国调印度兵艘入犯，深恐俄罗斯乘其虚，“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之可乘者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往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K3G802.jpg}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虚，此机之可乘者二。”海战之法则莫如联佛兰西和弥利坚。因为法兰西、弥利坚两国与英国之间早有芥蒂，而“自罢市之后，英夷并以兵艘防遏诸国，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言英夷若久不退兵，亦必各回国调兵艘与之讲理。”（注：《魏源集》第839，839-841，841-857，858、859、865，862-863，865，865-866、868，839，866-867，868-869，869-870、874-875，870，870、871，186，870，873，873，871页。）此亦可乘之机也。这些分析和计划未免流于空泛，且在实践中也难以行得通，但提出利用列国之间的矛盾，以全力对付最主要的敌人，使之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应该说还是值得重视的。
    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乃魏源海防论的核心。他指出：“武备之当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既款之后，夷瞰我虚实，藐我废弛，其所以严武备、绝狡启者，尤当倍急于未款之时。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注：《魏源集》第839，839-841，841-857，858、859、865，862-863，865，865-866、868，839，866-867，868-869，869-870、874-875，870，870、871，186，870，873，873，871页。）西洋长技，首推船炮，故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这是林则徐和魏源的共同认识。但是，魏源对西洋长技的理解却比林则徐更为深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对船炮的来源提出了具有远见的措施；第二，他认为西洋的长技不止是船炮，还有养兵、练兵之法。
    关于船炮的来源，魏源起初倾向于购自外洋。曾提出：“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工业技术落后，而且购买洋船便捷的一面。其后魏源进一步认识到，船炮虽可购自外洋，但仍以自制为根本之计。盖“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国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奇怪的是，“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这是极不正常的。因此，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注：《魏源集》第839，839-841，841-857，858、859、865，862-863，865，865-866、868，839，866-867，868-869，869-870、874-875，870，870、871，186，870，873，873，871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设厂制造船炮的具体方案。
    魏源还认为，西洋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但人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强调除制船炮之外，养兵、练兵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他以葡、英两国兵为例：“澳门夷兵仅二百余，而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英夷攻海口之兵，以小舟渡至平地，辄去其舟，以绝反顾。登岸后则鱼贯肩随，行列严整，岂专恃船坚炮利哉？”从而指出：“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其具体办法是，“汰其冗滥，补其精锐”。即以广东水师而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若能如此，即以粤洋之绵长，“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注：《魏源集》第839，839-841，841-857，858、859、865，862-863，865，865-866、868，839，866-867，868-869，869-870、874-875，870，870、871，186，870，873，873，871页。）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首先表现于，魏源“师夷长技”说的意义当时并不为世人所理解。直到10余年后，还有些开明人士在著述中仍对魏源的“师夷长技”说表示怀疑，如称：“中国水师与之争锋海上，即便招募夷士，仿其制作，而茫茫大海，无从把握，亦望洋而叹耳！然则欲以御夷将何道之从？”（注：夏燮：《中西纪事》卷23第5页。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5页。）“今效之铸铜炮，即精善亦是其徒，徒岂能胜师乎？”〔17〕甚至指责“师夷长技”有失天朝体制，如称：“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熟甚！”（注：梁廷枬：《夷氛闻纪》卷5第116页。）连开明人士尚且如此，一般士人更是不言而喻了。
    其实，魏源对此早已料及，为之设问曰：“西洋与西洋战，亦互有胜负，我即船炮士卒一切整齐，亦何能保其必胜？”回答是：“夫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力均技等而以客攻主，以主待客则主胜。”并进而对海战中我以主待客御敌于海上的战术作了详尽的分析。根据魏源的分析，中国若师夷之长技而与之力均技等，兼具以主待客的优势，则海防之巩固不是不可能的。
    魏源的海防论是对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从世界范围内看虽不足为奇，但在中国来说却是超前的思想，怪不得不为当时人乃至当政者所重视了。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始将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施，然已蹉跎了20余年，中国也以此错过了历史所赋予的近代第一次发掘国力以自强御侮的大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