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各项社会变革，而以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卷入最深，支持最大。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研究成果已有充分论述。孙中山先生以民族大义动员各阶层华侨支持国内革命，而华侨，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华侨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本文拟探讨清末华侨对中国的全面认同所激发的华侨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并以此论述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必然性。
    一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可溯自千年以前。在16世纪西洋人东来以后，各殖民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竞相争夺殖民地，南洋各重要商埠相继沦入其手。西洋人以沿海贸易口岸为基地，垄断和控制贸易，攫取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市场。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外，各资本主义强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东南亚的殖民经济已从贸易和原料掠夺发展到全面的商品、资本输出和原料生产。北美、澳洲、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开发加速进行，使世界性的劳动力需求达到空前规模。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门户洞开，农村破产，乾隆以来形成的人口压力继续加剧，造成大量破产农民。在世界资本主义开发激起的劳力需求的刺激下，形成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到19世纪末，海外华侨至少在400万人以上，且高度集中在东南亚。但此时的华侨社会多为自然形成的各种方言、宗族集团所组成。这些华侨群体及其社团在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保持家乡联系方面均发挥很大作用。但其狭隘的乡土观念与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又常成为不同华侨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源。中国历代皇朝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注：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也使华侨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政府与国家。这种意识与中国境内的国民意识也是基本一致的。晚清以前，千百年来中国国民意识中没有“国际”观念，因而也缺少“民族”和“国家”意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即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达。即使是常被北方蛮族侵扰，但侵入中原的蛮族也终被汉化。因此，国人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认为中华文化的融合力无所不能，即使是异族也会最终认同于中华文化。反过来说，入主中原的异族只要皈依中华文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汉族土大夫阶层的容忍，血统、种族分野的重要性则在其次。因为民族冲突从未彻底威胁中华道统的支配地位，中国皇帝“奉天承道”，是天下君主而非某一民族的首领。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中，中国已确认这种事实：中国优势地位并仅是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注：John K.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1942,p.130.）19世纪末以前，民族主义精神仍未因民族危机的迫近而被朝野普遍接受。三元里抗英当时并没有为全国瞩目，与其说是民族反抗，毋宁说是保护家乡。中法海战与中日甲午海战，南、北方官僚士绅各顾一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南方官僚士绅策划的“东南互保”活动，更说明国人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的状况。民族主义在海外传播以前，华侨的宗族、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正是国内这种状况在海外的反映。由于华侨社会认同于家乡甚于国家，因此，华侨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帮派社团。华侨在侨居地认同于某一帮派、社团，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在侨居地华侨帮派林立，互相内耗不已。美国旧金山华侨分派立堂，常互相攻讦，争斗，持续数十年。南洋地区华人私会党多达数十种，内部再分为上百派，（注：欧阳荣华：《新加坡的私会党组织》，载《星洲日报》1966年1月9日。）长期互相争斗。南洋地区的各种合法社团、公司、庙堂等，大多有私会党背景。帮派林立，互相争斗的结果不仅极大削弱华侨社会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被当地政府用于限制、迫害华侨的藉口。1887年美国旧金山华人堂斗剧烈，被当地法庭拘留三百余人。驻美大使张荫恒哀叹道：“美国年来历薄华人，已成风气，我华人即安分守己，犹虑蒙以恶名。我复自相残杀，予人以口实……。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治。”（注：张荫恒：《三洲日记》卷5。）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则在1890年查封所有华人秘密会社，监禁、驱逐一些会社首领，被株连的无辜华侨亦为数不少。（注：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37～139页。）
    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强烈震撼了朝野。天朝“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和颂扬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彻底粉碎。在民族危机意识下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强之路的有朝野三股政治势力。他们都先后把目光投向海外华侨，寻求华侨支持他们主张的中国社会的自强变革之路。在客观效果方面，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推动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从而激发海外华侨社会中华民族主义的兴起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
    第一股政治势力是清朝实权派中的有识之士，以地方督抚或出使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蒋曾沣、丁日昌、薛福成为代表。他们对国外事务较了解，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也比较清廷中的顽固保守派深刻。他们主张先富国再强兵的道路，而19世纪后期，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及所处地理环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为他们重视的对象。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敌视华侨的态度，推行保护、利用华侨的政策。（注：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二是采取以外交手段为主的各种措施保护华工；三是动员、劝诱华侨对国内捐赠和投资；四是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五是筹建海外总商会，促进华侨社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