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和控制华侨，但其客观效果有二，第一是唤起华侨的内向之心，加强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其次是促进华侨社会的相互联系与统一。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以南洋地区华埠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遣专使向华侨社会劝诱捐赠，投资国内。最先负专门使命到南洋考察者为郑观应。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受粤督岑毓英所托前往南洋，刺探法国军情，同时策动华人配合中法战事。（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5，军务。）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亦派遣属官往南洋巡历，考察外洋各华埠捐船、护商、设领的可能性。（注：《张文襄公秦稿》卷16。）光绪初年以后，举凡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清朝总是敦促华侨募捐赈灾，南洋当地华文报纸亦予以配合、鼓吹。1888年广东惠州水灾，1889年江、皖水灾等，清朝地方政府均派员到南洋劝捐，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叻报》发表动员赈灾的社论，刊登捐助者芳名录等，清朝政府对捐款者封官衔名号予以褒奖，华侨捐赠踊跃。（注：见《叻报》1888年5月23日；1891年7月28日；1892年10月4日等。）1876年以年，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注：《叻报》1887年11月14日。）清朝还大规模地在华埠卖官鬻爵。（注：有关清朝在南洋卖官鬻爵的研究，参见：YenChing Hwang,Ch'ing'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ship in Singaporeand Malaya 1877～1912,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No.2,1970；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第三章，台北，1993年。）在清朝看来，华侨远居海外，买官封爵，无非虚衔浮名，清朝可得捐纳实利，又可笼络远人之心。海外致富华侨大多出身卑下，虽久居国外，传统价值观念仍根深蒂固，光宗耀祖莫过于功名爵号。清末大规模投资国内的华侨，如张振勋、胡国廉（子春）、张煜南兄弟等，其投资的动力之一是追逐衔号官职。为了保护华侨回国及在国内投资，清政府在1893年正式豁除海禁，以后又在闽粤沿海地区设立保商局，（注：详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91，实业14。）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华侨出入国及维护华侨在国内投资的利益。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海外华侨以往多只注意其家乡宗族利益，但清朝的劝捐、鬻爵、派专使、舰队访问华埠，诱导华侨到国内投资、设领护侨等措施客观上引导华侨关注和参与其家乡、亲族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重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与前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侨热衷的国内事务已远超过其家乡的范围，这种对中国的认同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重要内容还包括推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中华总商会的成立。
    20世纪初以前的华侨教育以旧学为主，基本上是国内私塾的翻版。教学内容不外是《四书》《五经》，目的在于熟悉传统文化，教学语言也大多是闽粤地方方言，而且侨校数量少，规模小。新加坡为通商大埠，20多万华侨只有一所萃英书院及数所私塾。旧金山的数万华人只有大清书院几十名学生。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后，在谕令各省建立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推动海外华侨教育，如派生海外华埠的各类专使均负有劝学使命；派遣视学专使常驻华埠，作为清政府的海外学官；对海外办学得力者予以包括封官赐爵的褒奖；在国内创办暨南学堂，招收华侨子弟等。这些措施极大推动了海外华校的发展。到1907年，南洋、旧金山、日本等地华校陆续开办，仅爪哇一地的华校就达五十余所，学生四千多名。（注：《政治官报》第9册，光绪34年6月28日。）在清政府的推动下，与国内新式学校相似的华校在20世纪头十年遍及各华埠。华侨教育的发展，对启发民智、保持中华文化传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华侨兴学爱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很大程度应归于清朝政府的首倡。此外，20世纪初按“学部章程”建立的海外华校多采用国语教学，兼学西方科学文化，其册报、学科、课程、修业年限等均与国内学校相仿，并互相衔接。华校毕业生到国内升学也很方便。新式学校的国语教学克服了华侨内部，华侨社会与中国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海外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有利于从文化上认同于整体中国，从而促进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和发展。晚清政府还致力于在各地华侨社会中推动超地域、帮派、血缘的社团组织——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基于地缘、血缘、语缘、族缘建立的华人社团至少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天地会。各种华侨社团组织一方面起了保护、组织华侨的作用，另一方面亦由于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彼此内斗不已。19世纪下半叶新马私会党大战与美国的“堂斗”持续十数年。清政府筹建中华总商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通过这一超帮派组织协调各地华侨社会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利用、控制华侨社会的目的。在清朝专使，使、领馆官员的劝导与组织下，到20世纪头十年，世界各主要华埠均先后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根据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海外各埠中华部商会的建立，需向清朝商部备案、核查，接受商部的章程和指导，而且总理、协理由会董公推，再由商部批准任命，接受清朝颁发的官防。各地中华总商会隐然凌驾于各种方言、地域、血缘的社团之上，能协调各帮派利益，代表当地华侨社会与当地政府和清政府打交道。中华总商会成立后在协调帮派矛盾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个人，华侨不但属于某一帮派，还基于共同的种族文化认同于整个华侨社会，从而较容易就发展到对中国社会的认同。
    第二股将目光投向华侨社会的政治势力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派势力。应当说，康、梁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唤起者和推动者之一，并以此影响和推动了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觉醒。梁启超在1901年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一文中说，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而今已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而我国“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每个中国人都应奋起，“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抵制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上海1933年版，第19～22页。）他强调中国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民族主义国家。（注：同上，文集之10，第35页。）同时，他第一次对民族主义作出概念铨释：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也。”（注：同上，文集26，第20页。）戊戍变法以后，康梁逋亡海外，继续鼓吹变法图存主张，并在海外提出与发展其“民族主义”观。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特别强调要养成国家思想，树立爱国心。他还把民权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主张“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注：同上，文集之3，第73页。）他溶民权于民族主义之中，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种主张初期在当时海外中上层华侨中颇有吸引力。中上层华侨虽也希望中国变法图强，但仍与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梁的君主立宪的缓进改革途径，既能兼顾上层华侨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又符合其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自强图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