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组成民族政府，实行民权，振兴国家，反抗列强。在这一层面上，其主张虽较保皇党人彻底，但无本质不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则是武力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汉族民族主义。在第二个层面上，与保皇党的满汉一家，同文同种的观点有根本区别。
    民族主义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民族(Nation)的全面忠诚与奉献。民族主义的最终诉求是（基于同文、同种或共同宗教、地域等）建立民族国家(state)。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一直扮演整合国家或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角色，将民族和国家联结成一个政治性的实体，经民族主义领导人有意识的努力，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注：Rupert Emerson,Paradoxes of Asian Nationalism,in R.Tilman,ed.,Man,Stale and Society in Contemperary Southeast Asia,New York,Praeger,1969,p.256.）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势必经历了由少数民族主义启蒙者对具有相似语言、血缘、宗教、文化心态等群体成员的发动过程。海外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也经历这样的过程。
    众所周知，海外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本土输入的。19世纪后期华侨社会的特点也使华侨易于接受这种民族主义。尤其是中下层华侨，经过革命派的动员之后，更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20世纪初的华侨人口有二个特点：一是大部分是新移民，离开中国时间不长，二是他们在中国、在国外大都处于社会底层。因此，这些下层华侨在出国前饱受官吏、士绅压迫之苦，对清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他们在海外的侨居地多是列强殖民地或白人统治的国度，深受当地政府和民间的歧视、虐待，对民族压迫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有切肤之痛。当他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宣传，理解民族主义的要义以后，其民族主义情绪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强烈。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的时间较短，对故乡、宗亲的亲和力也比久居异国的上层华商更深。而这种亲和力升华为民族主义情怀时，这种情怀就化为对祖国、民族的献身精神。又由于承受苦难更深，对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状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更不满，对革命的反应也较中上阶层更热烈。他们贫困潦倒，身无长物，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参与革命活动较其他社会阶层人士更显得义无反顾。
    19世纪末以后，一批出国的知识分子是海外民族主义的传播者。这批人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梁及其追随者在戊戍变法后流亡海外，以及前往海外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革命党人。第二类是留日学生和其他南来知识分子，尤以留日学生的规模最大。（注：据日人实繁惠秀估计，东渡日本的留学生1902年约四至五百人，到1906年，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8千人，（实繁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无论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在国内举事失败后，大多逃往日本，逃亡者周围都聚集一批留日学生，与其共同策划在国内的活动，而逃亡者本身也成为留学生。日本成为辛亥革命前华侨的政治策划中心，主要是由于这批留日学生，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信仰的虔诚与为革命的献身精神与其见识和组织能力，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华侨所无法比拟的，南洋地区的革命派骨干，有些也是来自日本，如中和堂的组织者尤列，就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前来新加坡活动。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海，1927年，第359～360页，）蔡锷起义的40名高级干部中，留日学生达31名。（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1957年，第247～251页）。）他们到海外后，依其政见分别投入保皇党或革命党阵营。这两类人都强烈感受到民族危机，期望变革中国社会。其知识水平与见识使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无论是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其在海外宣传的主要宗旨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同道密切联手，呼吁华侨对中国的认同与参与中国事务。20世纪初，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宣传和鼓动。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和光绪皇帝去世使大多保皇党人的追随者转到革命党人旗下，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成为革命党的骨干。
    华侨社会的上层，如大矿主、大商人、种植园主等，都是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争取的重点对象。这些上层人士或是在与殖民当局，或是与清政府有密切关系，有的在国内有巨大投资，因此普遍对革命派冷漠，甚至反对革命党人。有一部分人仍效忠清政府，其他大部分支持保皇党人，只有极少数支持革命党。且较迟才拥护革命党人。（注：颜清湟列举了新马地区十大维新派或拥满保守派富商经历，他们或有清朝颁给的职衔，或在中国有各项投资。颜又列举十大支持革命党人的富商。这些人与清政府均无经济或政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土崩瓦解，清政府风雨飘摇时，大部分上层华侨才转到革命旗下。
    总上所述，清末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华侨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这种认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发展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即是华侨社会民族主义的核心。清政府、保皇党人、革命党人的活动都为华侨认同祖国作出贡献，尤以清政府的措施最为有力。华侨社会各阶层依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分别认可清政府、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的主张。在接受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华侨中上层倾向于保皇党人，而中下层华侨则支持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当清朝的腐败无能彻底为华侨社会所认识后，大多数华侨转到革命党的民族主义革命纲领旗下，民族主义是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