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一近代中国衡量人物功过是非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他对国家的态度如何？如果他的思想与行为主动地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他就是进步的爱国者；如果投降帝国主义、复辟封建主义，他就是反动的卖国者。
    爱国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有反对卖国者和腐朽没落统治者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有“科学救国者”、“教育救国者”、“实业救国者”，更有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锦绣山河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无比倦恋的文人志士。无论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爱国者，他们的思想都表现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的行动都表现为对鲜明而突出的民族精神的升华。所以，只要是爱国者都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所谓民族性，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自觉地体认“我是中国人”，必须有我的中国心。这便是我们民族生生息息的根本，也是我们国家能够经受得住战争及天灾人祸种种考验的保证。这便是“国魂”，便是民族的精粹。
    当然爱国主义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单纯的历史概念，而且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在孙中山时代，爱国主义就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国侵略，也不允许民族压迫，就是要维护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共和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精神和行动。孙中山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层面的爱国者。比如，1907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对华侨发表演说，他指出：“兄弟是革命者，三句不离本行，自然还是革命的话。兄弟鼓吹革命，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多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42、4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为什么要救中国？孙中山从两个方面去叙述。一个方面，是讲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使得民族不团结。另一方面，孙中山是讲清政府卖国，使中国“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嵌制”。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割地赔款，出租军港要塞，关税不能自主，外国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铺设权等。为了洗刷这种民族的耻辱，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就要赶跑清朝的满族皇帝，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恢复祖国山河。而要这样，就必须实行革命，“满清不倒，中国终不得救。”（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42、4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很显然，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就是爱国的结果，是通过革命来救国，革命是逼出来的，是清政府拒绝他们的和平改良主张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有意地要破坏清政府的所谓“真诚改革”--“维新新政”。
    袁世凯则不同。辛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1912年4 月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即开始酝酿和准备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他不仅开始集权和废除政党政治、取消议会和废除约法，竭力消除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而且镇压和排除异己。袁世凯于1913年3 月20日指使凶手暗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热诚鼓吹者宋教仁，便公开与民主共和政制为敌。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孙中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从日本返国后不久，即发动“二次革命”，在7月22日发布的讨袁通电中，敦促袁世凯辞职，否则“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注：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孙中山根据当时形势指出：袁世凯政权必不能久，革命党人“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注：邓泽如辑：《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此后，孙中山积极策划组建中华革命党的讨袁事宜。 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并准备复辟帝制， 孙中山认为“今日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号召国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取消帝制，严惩祸首。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掀起护国战争。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即致电海内外，对云南起义极表观欣，望海外各地速筹款应急。1916 年5月1日，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9日他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又说：“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最后他表示自己决无争夺权利之念，“惟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国内。”（注：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9日。）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不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但他是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之所以要发动讨袁护国运动，是他出自于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一种爱国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是天下为公还是窃国为私，是实行公天下还是推行家天下两种政治理念和行为道德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深刻地反映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在治理国家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的绝然不同，也明显地表现出孙中山坚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度与袁世凯废弃共和民主、辟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可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