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怎么样呢？
    袁世凯独裁卖国，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是民国初年一个伪装拥护共和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是地主阶级反动政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既无道德以为本，又无学识以为用，徒扶古帝皇之思想，以盗民国。”（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9-10、1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出使朝鲜，甲午启衅，失我东藩，丧师辱国，国人痛之。袁氏在朝鲜宫廷之间，实早种其远因。顾袁氏尚有卖君卖友故事。当戊戌政变，维新失败，世所谓六君子骈戮，德宗被囚，其间实以世凯为枢纽。方德宗用康、梁之言，计划新政，颇有不利于西太后，又恐守旧者之反抗，窃与袁氏约，欲用彼部下精兵八千人以自固；世凯始许而终叛之。”（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9-10、1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虽一度曾表白要拥护共和，保存中国，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他认为，共和主义“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不知其详，他也不明共和为何物。所以，正如当时人们所说：袁氏“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即为自己将来做皇帝，建立袁氏家天下。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戴天仇即发表文章，列举袁世凯六条罪状，揭露袁世凯假共和反革命的伪善面孔，指出：“任袁世凯之所为，中华民国之根基将不固矣！”（注：天仇：《袁世凯罪状》，上海《民权报》，1912年4月19 日、2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排除异己，刺杀宋教仁，大肆集权专横。因此，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保存民国，保存革命成果和“临时约法”，发动党人起来与袁世凯斗争。孙中山把这次讨袁称为“二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质就是“为了保卫民国”，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重建共和”。（注：参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第480-482页。）民初，中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初建，政党政治的兴起，议会政体的诞生，民主法制观念的兴起，主权在民思想的确立，人权意识的增长，男女平等思想的高扬，实现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无疑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成就，是近代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才取得的成果。而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封建军阀专政，剥夺各党各派的参政权利，实行反动独裁统治，复辟帝制。这究竟是开历史的倒车，还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总趋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资产阶级发动的护国运动，是“二次革命”的继续，孙中山把它称为“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与“二次革命”有点不同，因为这时的袁世凯不仅是专制独裁，清除异己，而且还公开卖国称帝，不仅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公开出卖中国的主权；而且还同日本政府及美国、英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公开勾结，请求支持其复辟帝制。一方面怂恿宪法顾问古德诺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文章，鼓噪“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注：李希泌、曾业英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又怂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其复辟帝制进行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使帝制再见于中国”。
    由此可见，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公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出卖主权和民族利益，是卖国称帝的元凶。所以，这个时期由资产阶级爱国者发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护国运动是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主义复辟派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的一次真正的较量。所以这场革命给中国的教训，正如黄炎培所指出的：“余以抽象的观察”，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在国民的声讨中死去的事实证明，“一、道德不灭。二、不道德之势力必灭。三、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四、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五、欲取大巧，适成大拙。六、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至尽天下敌一人。七、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八、以不正当之方法，诱致人于恶，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于恶，以底于败且死。九、尽其力以破裂道德，其结果反资证明道德之不可得而灭。”（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9-10、1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历史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顺民心者倡，逆民心者亡，企图拉历史车轮向后转的袁世凯遭到可耻的下场，说明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反袁护国运动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基上所述，护国运动实是民初“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继续。孙中山之所以要讨袁，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在，中国已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袁世凯的专制较之先前满清的统治更加恶劣。于是我迫不得已而再一次承担起领导的责任。”（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0、213、214、215页。）因而自觉地承担了领导讨袁护国的重任。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指出：“袁氏既如此，则第三次革命为不可少之举”。他还在南洋华侨中筹款，以其举事讨袁。至于讨袁护国斗争的性质，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与帝制之争战”。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次日，孙中山又指出：“帝政实施，祖国前途，顿增黑暗，以先烈手造之共和，转而为袁氏一家之私产，四亿同胞吞声咽泪”。他说，稍有思想者，“莫不以三次革命为救国良药。”（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0、213、214、215页。）袁世凯假托民意，“叛国叛政，天下共诛。”（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0、213、214、215页。）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自己主要是做思想方面的工作，加强国民对护国的认识，揭露袁氏的卖国虐民罪行，至于“军事方面，自有内地同志积极进行，各尽天职，各负责任，总冀达到推倒恶劣政府，建设真正共和为惟一之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0、213、214、215页。）由此可见，1915年12月25日的云南护国首义，虽然不是孙中山亲自组织和发动的，但作为第三次革命的护国运动，毫无疑义孙中山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像孙中山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士，自第二次革命以来，在国内外，尤其在国外华侨和中华革命党人中，扎扎实实地从组织上、思想上乃至物质上做了大量的讨袁护国准备，就很难把国内外的爱国力量凝聚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反对袁世凯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那护国运动的发动与孙中山的活动就分不开，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很明显“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注：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第5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护国运动是以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由爱国的资产阶级各派共同发动和领导，全国各阶层爱国者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爱国革命运动，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这次革命不仅宣告帝制“不可复，不能复”，更重要的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心，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它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各显其威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