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代是在不断前进的，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主动地促进时代的前进，是近代中国衡量人物功过是非的又一个标准。
    “扬袁抑孙”论者，把袁世凯吹棒为是顺应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功臣元勋”，言下之意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破坏了中国的发展形势，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这种看法是难于成立的。
    什么叫时代潮流？所谓时代潮流，就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看一个时代要从两个方面去看：首先是从国际范围去看；其次是从国内范围去看。从国际这个大范围去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弊端都非常突出。就中国范围看，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代，封建主义的腐朽性彻底暴露，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都在思考、在探索、在选择。凡是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思潮和行动都是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都应该肯定，相反，则都是阻碍社会的发展，都应该否定。那么，孙中山与袁世凯，谁是促进时代发展的功臣，谁是阻碍时代前进的祸首呢？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是不断深化和发展。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文明的进步、发展是自然所致，是不能逃避的，只能顺其自然。他所说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便是这个意思。可见，孙中山是用世事皆变的观点来审视世界的潮流，构造他的时代观和社会观，展示他的改革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左右着他的行为取向。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致书郑藻如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说明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国，把世界看作是各国的总体。主动地将世界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有机构成，事实上，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与治国理念、方略，除了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与他的创见外，有一些明显是采撷自外国的学说事迹，参酌欧美国家的学理。
    从孙中山的遗著可以看到，在革命之前，他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礼俗等，主要是为了改革中国社会，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在革命期间，他的注意点在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来构造自己的政治学说。辛亥革命后，他则将重点放在借鉴西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建国理念，强调学习西方在于学习科学技术，不在于学习政治哲学，带有将西方科学与中国固有的政治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治理国家的倾向，使他的建国思想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又坦诚地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说明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希望李鸿章能参酌他的意见实施有效的办法，对中国社会实行改良。尽管李鸿章不接纳孙中山的意见，但孙中山此举则为自己奠定了治国大计的大致框架。而且，根据他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便形成了孙中山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建设国家的方略。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先后到过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实地考察了西方社会、政治以及风俗，思想进一步飞跃。他认为“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只有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割据”、“纷扰”的覆辙。鉴于西方列强环伺，“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故决心“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注：（日）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节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第55-57页，上海群学社1905年版。）可见，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初步形成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思想已经确立，这是他学西方的结果，也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从此，他改变以往中国一切变革“以暴易暴”最终又以保护旧制度而告败的思想，把中国的进步同世界的潮流和进步统一起来，以共和和民主为建国目标，从而使他的思想带有世界普遍的意义。
    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权主义》演讲时，他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区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依次递进。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注：《孙中山选集》，第706、80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从这个带根本性的时代观念出发，孙中山认定，要中国强盛非实行革命不可，而要革命，又非提倡民权不可。
    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商时代”。（注：《孙中山选集》，第706、80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从孙中山献身革命开始，他便追求“民权时代”，向往“工商时代”，主张“开放时代”，并把这些看作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从他主张对西方科学采取“取法乎上”，以社会革命促进时代发展，以流血牺牲换取“真立宪”，以科学知识建设“最文明”的国家，到晚年以阶级合作建立国民政府，都是他对西方共和国的认知。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是主动地去适应潮流，他的政治思想是他“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