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索什可夫（1652～1726），是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时期富有进取精神的商人和企业家，又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的重商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其晚年所著的《贫富论》一书中。笔者拟从理论和模式、经济政策主张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等方面对之作初步探讨。
    一
    重商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历史时期，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它随着中世纪晚期商业资本的崛起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并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深入进行而不断发展。
    15世纪末以来，俄罗斯摆脱了鞑靼人的长期统治，开始民族国家的重建。西方经济技术上的丰硕成果开始受到俄罗斯人的重视。从伊凡三世到彼得一世，俄罗斯不断发展同西方的经济文化联系，推动了俄罗斯国内商业走向新的繁荣，俄罗斯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俄国资本主义处在萌芽状态之中。商人阶层利用经济实力和地位逐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重商主义正是国家政权和与商人结盟的产物。商业资本的崛起，不仅要寻求政治支持，而且要寻找理论根据。波索什可夫作为俄国新兴商业资本的代言人，阐述了有利于商业资本发展的经济理论，并初步构想了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在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时，波索什可夫把国民财富划分为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其中非物质财富指社会正义。他说道：“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考虑到我们的非物质财富即正义。”①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把视野拓宽到精神领域，着眼于社会整体来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从而远远超出了西方那种纯粹功利主义的重商主义思想范围，成为与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重大区别。
    对非物质财富即社会正义的探讨构成《贫富论》一书的重要内容。波索什可夫认为，正义不仅其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且还可以增加财富。他指出：“正义之父是上帝，而且正义可以极大地增加财富和荣耀，并使我们远离死亡；而邪恶却是非正义之父，非正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富裕，甚至能够削减我们已有的财富，使我们贫穷并把我们导向死亡。”②可见，波索什可夫的非物质财富即正义，就是东正教。《贫富论》开篇第一章正是“论宗教”。他把宗教问题作为探讨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提出来，显示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彼得一世大力推行全盘西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波索什可夫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把俄国历史传统中的东正教作为对抗这种冲击的精神力量，具有战略远见。
    不仅如此，波索什可夫还试图以东正教的伦理原则规范商业行为，倡导真诚的商业道德，呼唤商业信用。他痛心地指出：“非常错误的是，商人中间长期形成的缺乏真诚。外国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相互欺骗，陈列的东西表面上看质量很好却名不副实。他们把质量很差的货物给人以表面上质量优异的假象，这样就以较高的价格出售。”③他认为，这样的欺诈行为不仅坑害了消费者，而且最终会使商人自食恶果。
    由此可见，在对非物质财富的探讨上，波索什可夫虽然显示了对旧教的袒护，具有保守性和落后性，但是，他已把商人和商业活动作为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他的非物质财富，一方面是把东正教作为民族精神支柱，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稳步推进国家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指以东正教的伦理原则规范商业活动，促进商业繁荣，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因此，非物质财富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探讨物质财富时，波索什可夫表达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他认为：“商人和军队是工作中的合伙人：军队从事战争，商人以一切必需的东西来供养和武装军队。”④因而商人是和军人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反映了俄国商业资本兴起期间的殖民欲望。
    在国民财富的来源上，波索什可夫归因于对外贸易。他认为：“对于一个王国来说，因大量金钱堆积在国库中并不算富裕。只有那样的王国才算真正富裕，即每个人在自己的范围内都拥有本国的财富，而不仅仅在外观和衣着装饰上。因为给我们衣着添加廉价饰品而变富的不是我们：我们所从进口这些廉价饰品的国家才会变富，而我们的物质财富将会因获得廉价饰品而被浪费掉。”⑤在他看来，对外贸易能浪费财富，也能增加财富。这表明他已突破了早期重商主义即守财奴式的货币主义，而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
    波索什可夫的国际贸易思想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追求国家经济自足为主要出发点。在进口贸易中，他主张由俄国人对进口商品定价。“在这个国家，陛下的权威给我们权力来决定进口商品的价格。”⑥企图以此限制外国商品对俄国市场的冲击。在出口贸易中，波索什可夫鼓励俄国商品出口。为了防止外国商人压价，给俄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他明确提出了同西方商人展开价格战的思想。“如果他们不愿付给我们的货物以更高的价钱，那么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货物留在手中，而我们，感谢上帝，没有他们的货物也能生存。”⑦为此，他提出，国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由国家和商人一道，统一价格，一致对外。“除非价格由国家监督官员许可并经有关商人一致同意，任何人无论贫富都不应由陆路或海路把俄国的货物送到国外。”⑧由此可见，波索什可夫关于国际贸易的思想和态度是乐观而自信的，处处流露出可贵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是，他对俄国自我生存能力的过分自信，无疑不利于俄国打开国门，广泛吸纳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因而又具有思想保守的一面。
    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上，波索什可夫表现出浓厚的国家主义思想，还没有认识到商品价值的来源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他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并且顺应商业资本发展的要求，提出垄断商品价格的主张。他认为：“根据完全公平的利益，应该规定每种商品的价格，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⑨而价格高低决定于沙皇的意志，“无论我们的货物定高价还是相反，都完全是我们君王的意志：他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⑩。这样，波索什可夫把沙皇的意志看成是价格形成和波动的依据，政治权力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虽然他对西方商人根据生产和市场状况决定价格的做法相当了解，但是他并不认为那种做法适合俄国。关于这一点，波索什可夫在《贫富论》一书中贯穿始终。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俄国建立民族国家，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时代特征，具有历史进步性。
    在货币的价值问题上，波索什可夫同样坚持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沙皇的意志，外国商人的做法不适合俄国的国情。“外国人根据金属的含量而不是他们国王的意志来计算货币的价值；他们推崇银和铜胜过他们的君王！但是我们尊敬我们的君主就象尊敬上帝一样，并热衷于他的荣耀，非常忠诚地执行他的意志。”“因此应当考虑到，在我们国家不是金属的重量而是沙皇的意志决定货币的价值。”（11）而且，波索什可夫还强烈反对外国商人擅自决定俄国货币与他们国家货币的比价。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观点对维护国家主权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波索什可夫用政治的眼光分析经济问题，显示出对经济规律的无知。他说：“而我们的君王是他自己的主人，如果他命令在他自己国家中一戈比算作10戈比，它也得那样。”（12）他在金融货币方面的错误认识正反映了那个急欲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时代，其中体现的国家主义和君权至上的思想，符合俄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需要，并对捍卫民族国家主权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