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经过长达50余年的辩论之后，国会在排外浪潮中于1921、1924和1929年三次通过旨在限制入境人数、选择移民民族来源的限额法，形成了完整的移民限额制度。美国为何限制外来移民？其促成因是什么？为何在经济繁荣的20年代制定限额法？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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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欢迎外来移民。欧洲各国经济上的动荡不安，政治上的压迫和宗教迫害促使渴望安居乐业的国民大批外迁，定居美国。自1820年美国开始统计入境移民起至1890年，共有1498万多人进入美国[①]。他们为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这一时期各种排外呼声不断，“无所知党”曾一度甚嚣尘上，但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宽阔的土地仍需大批劳动力，因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期，科技的广泛应用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和面貌。然而在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上层建筑领域的滞后使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经济危机的接连不断，工农运动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劳资关系十分紧张，工人罢工斗争不断高涨时期，资本家为了转移工人视线，缓和阶级矛盾，总是利用华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破坏罢工。一些政府官员则趁机火上浇油，蛊惑民心，扬言移民抢夺了土生人的饭碗，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劳工的福利、工资和生活水平有任何考虑，我们就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外来移民”[②]。对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做法，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像美国那样，“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③]。可悲的是，劳工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苦境是美国社会不可克服的弊病造成的，而是错误地认为移民是他们一切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在饱受经济危机和罢工失败的双重打击之后，遂将自己无处发泄的满腔怒火毫无保留地喷向移民。他们在呼吁政府限制移民的同时，用尽种种手段迫害外来移民。华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都成了土生白人残酷迫害的对象。[④]
    就在美国社会处于最为动荡不安，政治最为腐败，罢工最为频繁的时期，外来移民逐年增多。从1880年到1920年，入境人数达235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等东南欧移民[⑤]。他们基本上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文盲率较高，又不懂英语，因而到美国后都去本民族聚居区谋生。在排外主义者看来，他们的到来加速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新教性质。因此，“美国爱国者联盟”、“美国联盟”等一批排外组织应运而生，其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保护联盟”，其会员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该组织杜撰了罗马天主教皇给美国天主教会的一封信并广泛传播。信中宣称，这次危机是天主教会为夺取美国政权而努力的第一步。“为了给每天数以千计的加入我们天主教大军的虔诚教徒寻求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控制每个需要劳工的企业……这就有必要排挤那些就业的美国异教徒。在适当的时候，天主教将占领这片土地”[⑥]。在经济危机不见好转，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这种莫须有的捏造，“使过去十年来排外情绪的所有发酵剂都达到顶峰”[⑦]。
    必须指出，政治腐败、贫民窟膨胀和城市问题严重都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管理混乱的产物，可排外主义者却指责移民将城市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⑧]。移民为寻求就业机会而流入城市的确使美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但不能因此将根源转嫁给移民。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20世纪初的进步改革运动就不会产生，而这场运动的目的也不是排斥移民，而是利用和加强国家职能，铲除美国社会本身固有的恶疾。众所周知，在“市政老板”充斥城市，“无形政府”笼罩美国社会的“镀金时代”，移民既是觊觎官职者拉拢利用和蒙蔽的牺牲品，也是垄断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的对象。虽然一些社会活动家和被夹压在社会贫富两极之间的中产阶级都呼吁改革杂乱无章、腐败至极的市政管理，但在备受冷落，一无所获之后，遂将改革的热情转化为“肆无忌惮地排外主义”[⑨]。对此，热衷于改善移民困境的简·亚当斯悲愤地指出：“我们要等到这些城市居民拥挤不堪时才改善他们的住房；我们要等到他们被病魔蹂躏时才成立社会团体来保护他们。”[⑩]遗憾的是，这种正义的呐喊被日益恶化的排外浪潮吞没了。
    迄至本世纪20年代，劳工和土生白人经常以饭碗和失业问题为借口排斥移民。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予客观地分析。在像美国这样一个依靠经济发展自行调节劳务市场的社会里，移民与土生工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就业竞争，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即使大批移民的到来加剧了这种社会性的职业竞争，但这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主要趋势，竞争远未达到非排斥移民不能保证土生美国人充分就业的程度。在当时美国人口达到其资源和经济发展所允许的饱和程度的情况下，它仍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吸收大批移民，因为社会就业机会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变革所促成的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同人口与资源贫富配置的比例关系。据有关资料统计，1870-1930年间美国人口增加了两倍，就业机会增加了3倍，经济产值增加了9倍多，而社会失业率为4%左右，低于1950-1979年间的5.6%[①①]。不难看出，在社会失业率较低，就业机会和社会财富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需要移民从事美国人不愿或无法从事的危险脏累等低薪职业。在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新兴行业和新职业的情况下，土生白人不仅没有因移民的到来而失业，反而因移民替代他们从事了非熟练职业而“都升至监工、职员或技术更高的职业”[①②]。当然，在社会问题日益加剧，经济危机接连不断，工人罢工高潮迭起的时候，这种趋势不仅不甚明显，反而会呈现出相反的激烈态势。因此，在中下层社会无力动援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移民就成了顺手牵来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