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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于学会领域后，以约翰·菲斯克和享利·C·洛奇为代表的文人政客大肆鼓吹东南欧移民使“自由制度最伟大，基督教最纯洁的”美国陷入了空前种族危机之中。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同化和提携异族能力的有限性，它不可能无限制地吸收外来种族，否则就会面临“最致命的危险”，因而优劣种族相融后就会孕育出新的劣等种族。“低劣种族就会同化优等种族，而不是优等种族优化低劣种族。”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这“不仅意味着优等种族的自身灭绝，而且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消亡[①③]”。尽管这种观点和宣传对种族排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但由于其缺乏“科学依据”，因而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都受到了极大地制约。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兴起了一股优生优育浪潮。最活跃的发起者是一些披着科学外衣的学者，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生物学和优生学等领域对种族的起源、进化和生理遗传进行了研究，试图用科学理论来阐释种族的差异，说明限制移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是马萨诸塞技术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A·沃尔克。他利用人口统计资料对移民和土生美国人生育率进行了比较。起初他认为土生人口下降是工业化的结果，后来却将其根源转嫁给纷至沓来的移民。由于他们加剧了劳务市场上的竞争，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土生工人就不得不压缩其家庭人口，减少生育。白人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必然使生育率较高的移民最终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并取代盎格鲁白人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自相抵牾的结论恰好说明了土生人口下降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而移民人口生育率较高是因为移民中青壮年占80%左右，其人口增长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外来移民补充，美国的人口下降率会更加明显[①④]。
    然而在沃尔克的影响下，爱德华·A·罗斯和威廉·Z·雷普利从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方面对欧洲种族的繁衍进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将欧洲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条顿族；二是阿尔卑斯高山族；三是地中海族。后两者“脸部畸形怪状，口形粗劣弯曲，鼻子丑陋不堪，下巴笨拙宽大，额头低凹狭窄”。犹太妇女“不如13岁的土生姑娘高”；意大利人道德败坏，“欺骗救济机构”；希腊人满腹诡计，见利忘义。这些民族同土生白人通婚后，“其后裔必然是劣等人”[①⑤]。
    在同一时期，以查尔斯·B·达尔文波特和麦迪逊·格兰特为代表的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先后对野生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后将其理论应用于人类生理进化和基因遗传。他们在进行分析后认为，物种基因的优劣是人类嗣承上帝的恩赐后在大自然中进化的结果。人和动物一样，既不能选择自己的血统，也不能通过改换环境来改变生物基因的生成。只有不同的物种交融后才会改变基因的构成和质量，但在这种交融的过程中，新生的基因往往是劣胜优败的产物。在民族融合上，它表现为优秀种族血统的衰竭和劣等种族的繁殖与增加。1916年，格兰特根据这种理论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一个伟大种族的消逝》。在1921--1923年排外浪潮登峰造极之时，该书又两次再版。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印第安人；白人与黑鬼的后裔是黑鬼……白人犹太人的后裔是犹太人。”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以卷帙浩繁的论著或连篇累牍的文章，同声相求，呼风唤雨，要求限制移民，保护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血统的纯洁性。1910--1914年间，仅大众刊物上的优生学文章就相当于有关贫民窟、住房租赁和生活水平状况文章数目的总和[①⑥]。
    不言而喻，上述“科学理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首先，人类的产生不是源于上帝，而是源于远古时代类人猿长期的实践活动。其次，种族之间的基因和生理差异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取决于人类在繁衍进化过程中的历史条件，取决于影响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活动中速度快慢的自然环境的优越程度。在人类社会中，种族差别只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共性与个性关系的一种表现，它根本不能决定种族优劣等级。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补充使当今人类文明呈现出群芳争艳，各显异彩的多元文化。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拿别人的缺点同自己的优点来比较，自然会得出与这些“科学家”相同的结论。
    纵观美国历史，种族主义的勃兴和伪科学的产生无不滥觞于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围绕如权力、土地或职业等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恩格斯所说的“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的意义就在于此[①⑦]。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白人为了维持一个对自己民族只讲平等而对其他民族不讲平等的社会，常常在竞争的关键时期，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打击和排斥异民族。印第安人、黑人、华人、日本和意大利等民族无不是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的牺牲品。随着美国社会经济实力膨胀，白人种族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但对工业化时期的副产品--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一俟美国社会各种矛盾激烈对抗时，陷入困境而又茫然不知其由头的白人遂将自己的怨恨发泄给移民。这种盲目的发泄同原有的心理偏见，对移民取得的成就所产生的嫉妒感以及那种认为移民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的心理恐惧感融为一体后，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排外浪潮。种族歧视和伪科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其作用的。特别是伪科学产生后，它不仅为美国社会排斥移民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上层决策者求之不得的理论依据。一方面，这些“科学家”在各自的崇拜者的蜂拥下，分别担任了各种不同的排外组织的领导人和顾问，用他们的谬论支配了这些机构的排外活动；另一方面，他们竞相奔走于政府和社会机构之间，利用各种方式，从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和收容所等机构收集了大量材料，证明移民的劣等属性以及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然后他们或者屡屡出席听证会，或者利用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国会充当专家和顾问，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难怪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海厄姆感慨地说，伪科学理论在美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没有哪种排外理论能与之相提并论或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①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