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其中，大力发展工商业，乃是他们救亡、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时期，他们的这一主张又变成了具体的变法内容，如在中央设立农工商局，传旨各省筹建商务局和商会，对兴商有功人员进行奖励等。尽管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振兴商务”，“上裕国课、下益民生”，“富强国家、抵御侵略”的思想，却被愈来愈多的中国朝野人士所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促使之下，陈炽于1896年发表了《大兴商埠说》一文，具体提出了既可推进中国商务发展，又可防止西方列强侵权的“自辟商埠”主张。他说：“凡轮船铁路电报所通之地，乃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正其名曰华市，以便华商居止贸易，且免西方托名影射，占地益宽。……使皆由中国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注：《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上，第20页。）这是“自开商埠”主张的最早提出。可见，发展商务，富强国家，抵御侵略的思想潮流，是推动“自开商埠”出现的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逐步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认识到了扩大市场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时任察哈尔都统的诚勋在奏折中曾说：如果将张家口自开商埠，10年之后，“将塞外狼荒，蔚成乐土”（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户科给事中张嘉禄在奏请开浙江三门湾为商埠折中也说：“今若开设商埠，则士卒梭巡，既可清萑苻之渊薮，农民麇至，即可化瘠壤为膏腴。”（注：同沈桐生编：《光绪政要》卷25，第22页。）1914年，袁世凯在宣布西北等地一些口岸开放的理由时说：“惟是开埠各处均属东南内地，而长城西北建设阙如，商众既日即凋残，民风亦仍多闭塞，不亟为通商惠工之外，曷以收厚生利用之功”。开放这些地方，“洵系为发达地方，振兴实业起见”（注：1914年1月8日《大总统令》，1914年1月11日《申报》。）。由此而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改变其落后闭塞之现状，也是自开商埠的动因之一。
    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清廷鉴于“泰西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通商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榷税，以收足国足民之效”的经验，宣布湖南之岳州、福建福宁府所属之三都澳为自开商埠，对外开放。两天后，又宣布秦皇岛为自开口岸。岳州、三都澳和秦皇岛对外开放，这是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的开始。自此之后，各地纷纷效法，一个又一个的自开商埠涌现出来。
    1898年6月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避免吴淞地段落入英德之手， 遂奏请并宣布吴淞为自开商埠（注：《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062、4158 、4136页。）。
    同年12月，为保利权，清廷同意了广西巡抚黄槐森的奏请，准南宁“援照湖南岳州府等处成案开作口岸”（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
    1900年10月，张之洞鉴于“近年洋行托名华人，（在武昌）私买地段甚多，各国洋人垂涎已久，此处必首先通商无疑”的现实，为保“管理地方之权”，奏准清廷，在“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52，第1页。）。
    1902年，闽浙总督许应骙奏，厦门为各国通商要埠，鼓浪屿“四面环海，商贾素称繁盛。自台湾外属之后，厦门地当冲要。……美国巴领事请将鼓浪屿开作公地，藉可保护厦门”（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这样，鼓浪屿由中国自开，成了各国的公共租界。
    1904年5月，袁世凯、周馥奏：查得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向只烟台一处。而今胶济铁路已通至济南省城，而津镇路也马上要与胶济路相接，济南将成为两路枢纽，商务定会迅速发展。而省城附近的潍县，以及长山县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故拟请三地自开通商口岸，以扩利源。被批准。（注：《袁世凯奏议》（中），第929～930页。）1904年7月，长沙作为自开商埠对外开放。长沙自辟口岸的出现， 是与列强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1902年《中英商约》第8款第12 节规定：湖南长沙作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口岸无异”（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二），第107、194页。）。1903年《中日商约》第10款也作了同样规定（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二），第107、194页。）。后在中国官员、特别是湖南地方官员的力争之下，列强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长沙仿岳州关章，成为自开商埠。
    1905年7月，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比年以来，蒙自、思茅、腾越先后开关，中外通商，贸易渐臻繁盛。滇越铁路转瞬畅行，省会要区商货尤为辐辏”，为“振兴商务而保主权”，自不得不开作商埠。（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378、5386 、5424页。）这样，昆明对外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