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开商埠出现于中国近代后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怎样认识其作用呢？不可否认，在当时外人控制中国海关和获取种种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些“自开商埠”仍然是不能改变“约开口岸”和外国经济势力占优势的不利局面，同时，随着“自开商埠”的增多和地区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扩大和加深。但是，“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毕竟是有区别的，尽管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受到影响，但是，效果仍然是明显的，作用值得肯定。
    首先，它增加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自开商埠”中，政府有保证的收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地租收入。据张之洞开武昌口岸时估计，通商埠面积3万余亩，地价一方按值银10两征收，可缴租价买价可值银2000余万两。当然，各个商埠情况不同，租金数额也差别较大，如岳州埠界内的租价为上等每亩每年100元，中等80元，下等50元；长沙埠界为上等25元，中等15元，下等10元。（注：《通商口岸租界章程》，《湖南文史资料》1979年1期，第159页；1980年1期，第175页。）尽管如此，一块方圆数里乃至十几里的埠界，收入还是可观的。（二）关税收入。当时的洋关是帝国主义把持的，自《辛丑条约》以后，海关收入的保管权和支配权也逐渐落入了外人之手，而自开商埠的收入则完全由中方控制。当然，“自开商埠”的关税收入情况不一，但收入也是不少的。如岳州关，1901年征收税银3877两，1902年为27828两，1903年则上升为10.177万两；长沙商埠在开放之后的半年中，即1904年后半年，就征税银35366两，1905年达86000两，1906年因水患、米荒等原因，贸易受到影响，但仍征税银75000两；（注：《帝国主义与岳长等地开埠资料》，《湖南文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80、187、193页和1980年第1期，第196、208～209页。）秦皇岛商埠在1905年征关税12450两，次年就增至25842两；三都澳在1905年征税银813两，次年即增至4240两。（注：《光绪三十二年冬季各海关收税表》和《光绪三十三年春季各海关收税表》，《东方杂志》4年3期、9期。）这些收入，对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是有益的。（三）房租收入。（四）钱粮收入。后两项收入数额不大，如济南商埠，1905年5 月至年底的房租仅合库平银600余两，1906年也只有1073两。（注：《山东商埠开局期间收支清单》，《历史档案》1988年3期，第41页。）至于钱粮数额，岳州《开埠章程》中规定：“该地每年每亩完银三大元，按年于西历正月内一并先定清楚”（注：《湖南文史资料》，1979年1期，第158、196页。），可见数目不大。但是，它毕竟有益于政府财政的增加。
    其次，促使了开放口岸城市向近代化的转变。凡属自开商埠地区，均照租界形式，进行机构的设立、管理和建设。如设立工部局或工程局，负责埠内的筑路、修造等工程事宜；设巡警局或巡捕局，专司巡查街道并稽查偷漏等事；又设发审局或会审公堂，专理中外一切词讼之事。在建设方面，搞了纵横马路、沟渠的修筑，又建衙署和西式楼栈，并建设了贸易市场、卫生院、公园、邮政、电报、电话等局，还有理发厅之类。这些做法，大大促进了商埠地区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向近代化迈进的速度，并对口岸附近地区向近代化转变起了示范作用。
    第三，打破了封闭的经济状态，促进了区域商品的流通和发展。为了使自开商埠迅速发展，各地除了在埠内大搞基础建设以广招中外商人外，还宣布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如关税优惠、租金优惠等，再加之自开口岸都是在一些交通要冲或人口聚集之区，所以，除个别口岸外，大部分口岸的商业活动都发展较快。秦皇岛开埠之后的数年内，就已“商务日繁，百货荟集”（注：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昆明在1905年开埠，几年后“洋行在埠开设行栈已十余家，川粤贾人闻风踵至皆愿受廛营业”（注：同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第4册，第3829～3830、3790页。）；济南在1904年奏准开放，到1909年时，这里已“市廛栉比，路线纵横，物产骈罗，商贾辐辏，日新月盛，渐有成绩可观”（注：《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第41页。）。长春、吉林、哈尔滨、满洲里宣布开埠后，“转瞬，各国商人联翩俱至”（注：《东方杂志》4年9期，第87页。）。其他口岸，也大都类似这种情况。
    由于商务的渐次发展，商埠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反过来又加速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据载：随着湖南岳州等口岸的对外开放，外国的大批洋货进入了湖南各地。洋货有洋纱、洋布、洋酒、洋面、洋糖、洋纸、香菜、水果、罐头、槟榔、笔墨、书籍、图画以及各种仪器等。另一方面，湖南各地的土特产品也迅速地通过这些口岸输往外省和国外，除了煤炭、铁、铜、锑、锌等矿石以及黑白铅墨等，还有土布、棉花、茶叶、米谷、木材、桐油、漆、硫磺、中药材、牛皮、爆竹、莲子、麻、芝麻、靛、柏油、纸张、秀油、茶油、菜籽等得以外运。据统计，自岳州、长沙等商埠开放后，全省米谷每年“输出于长江流域及海外各国者，当有七、八百万石，……输入之银每年不下三千万两”（注：曹佐照：《湘上农言》，第4页。）。茶叶平均每年外销2000多万斤，桐油年输出价值1000万两银左右。其他产品，如矿砂、煤炭等也出口数额巨大。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开埠较晚，但也效果明显。如，归化的开埠，使蒙古中部的大批物产迅速地由此流向了燕晋地区；张家口的开放，使长城内外的牛羊、骆驼、毛皮以及棉布、棉纱、砂糖、茶叶等物品的交易流通更加迅速；由于多伦诺尔的开放，蒙古与燕省的家畜与谷物的交换更异常活跃；赤峰商埠的开辟，使大批的蒙古、直隶、山东、奉天和吉林等省商人涌入，使本地所产的牛马、杂粮大批地输往了外地；随着洮南口岸的通商开放，又使本地无法运出的高粮、粟谷与豆类有了销售市场。总之，自开商埠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扩大，对本地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