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自开商埠也为外商企业的设立和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为埠内基础条件优越，商品交换集中和数额巨大，所以，不少的中外商人跃跃欲试，在埠内兴办公司或其他工业。这样，促使一些埠口向工业化方向发展。
    第四，促使了人们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随着自开口岸的增多、地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了人们旧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变化。如长沙开埠后，就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并闻有剪发者。可见风气之与人情随时变迁，盖有不期而然者”（注：《光绪三十年长沙口华洋贸易情况论略》，《湖南文史资料》1980年1期，第200页。）。岳州开埠后，由于洋纱在本埠的销售激增，使越来越多的织布之户，改变了自纺自织的传统生产方式而使用洋纱织布，结果造成了“目前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这正如时人哀叹：“吁！曾几何时，风气之转移有如此者，亦可见群情之去旧更新已。”（注：《湖南文史资料》，1979年1期，第158、196页。）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自开商埠”，是不能与“约开商埠”相提并论的，也不能认为它只是适应帝国主义侵略并为其服务的。它是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而要求“自强”的一种表现。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使中国自强起来，但是，其做法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和利益的存在，促使了中国新经济中心和经济网络群体的形成，以及近代商业、产业和近代市镇的兴起，其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有失败或不尽人意的方面，但这不是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