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8月，湖南巡抚端方奏：“中外通商口岸已逐渐增添，内地亦终难闭拒，实属时势使然。湖南近年风气大开，正宜扩充商业，常德、湘潭为全省商务最盛之区，请于该两处自辟商场，以期保守主权。”（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378、5386 、5424页。）两地被批准作为商埠对外开放了。
    同年8月，两江总督周馥奏：江苏海州地濒大海，界连山东。近年来，生产渐多，商务渐兴，但因无轮船贩运，使日益增多的土货难以畅销。为利中外商业且赋税所入之故，请自辟通商口岸。清廷批示：“如所议行”（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378、5386 、5424页。）。
    1911年2月，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增祺，为“兴商业而顺舆情”，奏准广东香洲为自开口岸。鉴于“广东香洲与香港对峙，北据澳门上游，同是贸易商场，人则一切自由”的特殊情况，为能招徕内地巨商和海外侨商云集其地，又请定其口为无税区。（注：同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3356、3288、2256、2676、3043页，第4册，第3829～3830、3790页。）清廷亦准。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子江、法库门、长春（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大东沟，以及吉林东南路的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地，也依1905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和1909年《中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相继对外开放。安东地方也按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的规定开作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虽然是按条约规定开埠的，但它与其他约开口岸不同。因为在条约谈判过程中，经中方斗争，列强被迫作出了让步，并在条约中明文写道：“商埠地段及埠内工程、巡警、卫生等事由中国政府自行办理，其章程亦由中国自定”（注：同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二），第602、340、194、187页。）等。就是说，商埠内之主权完全在中国方面。由此可以说，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也属于自开商埠的性质。
    民国建立后，兴办自开商埠，扩大对外开放的形势进一步发展。 1912年，江苏浦口自行开放。1914年1月，民国政府为“变边为富庶”，“将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及山东黄县所属之龙口地方，一律自开商埠，其奉天所属之葫芦岛地方，前清末年业经议准开埠，并请继续修筑，一体开放。”（注：1914年1月8日《大总统令》，1914年1月11日《申报》。）10天后，政府又宣布奉天之辽源自辟开放。 1916 年，奉天巡按使段芝贵又呈请锦县为自开口岸。1919 ～1920年，浙江之三门湾、河南之郑县和山东之济宁等地也先后宣布为自开商埠而对外开放（注：《内务部经办商埠一览表》，《历史档案》1984年2期，第58～63页。）。
    此外，在1914～1920年间，还有山东之石臼所、江苏之宝山、安徽之大通、江西之九江、福建之嵩屿、新疆之阿尔泰等地，也跃跃欲试，有开埠之议（注：《内务部经办商埠一览表》，《历史档案》1984年2期，第58～63页。）。
    近代中国的这些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很大不同。首先，约开口岸是帝国主义指定的。而自开商埠基本上是由中方的意志决定，其位置和面积的大小决定权亦在中国方面，外国人无权干涉。其次，约开口岸中，外商可以圈划租界，亦可以在口岸地区任便居住、赁房、买房、造礼拜堂等，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也不受约束。在自开商埠中，明确规定不准划分租界，外商也只能在划定的埠界中租地居住和从事正常经济活动，而不允许在界外与华人杂居和从事其他经商活动。第三，在约开口岸的租界中，一切权利由列强控制。在自开商埠中，其市政工程的筹建规划和一切行政管理由中方负责，巡捕由中方自设，审理词讼由中国地方官员负责，税务的征收和优惠与否也由中方自己决定。总之，中国方面掌握着商埠中的完全权利。第四，约开口岸中的租界具有永租权，帝国主义国家不答应，中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收回。租界中的地段转让，也要由各国领事同意。自开商埠也对外商出租地段，但是，地段管理由中方负责，地段出租数量有明确规定，外商要转让租地也要由中方有关机构同意，外商租用的土地基本上也不享有永租权。
    由上看出，自开商埠类似于现在的经济开发区。这个特许的区域，避免了中国利权的丧失，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一方面来说，自开商埠的作法，确实是一项明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