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19世纪初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20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学文编》卷七，光绪癸卯《政艺丛书》上篇。）。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已有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1887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1912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注：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35页。）。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30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华尔讷、安得思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8页；雅克·布洛斯著、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第1期，1995年。）。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20世纪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注：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9期。）。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20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显然也与欧洲因一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1888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注：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1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与对欧洲汉学的隔膜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1893年赴日的黄庆澄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士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伙。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注：《东游日记》，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这种情形到20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载：“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乾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注：孙雄（同康）：《〈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三编〉自序》，《国学萃编》第5期（宣统元年闰二月）。）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注：《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第5期（1915年10月）。）
    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1902-1914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1907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44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20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注：桑原骘藏著、陈彬和译《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北大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只能相对叹息（注：《胡适日记》1931年9月14日。）。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厦门大学国学院发掘计划书称：“二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以我国有最古之文明与悠久之历史，群来东方实地考查，其研究结果之公表于世而有裨益于东方史学为世界所周知者，如斯坦因、沙畹、伯希和诸氏，其最著者也。近数年中，欧美日本大学教授及博物院代表来华调查古迹者日益多，此其故可深长思矣。”该院致力于考古发掘研究，正是要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注：《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各国学研究机构建立后，强烈反对欧美、日本的学术侵略与掠夺性行为，或坚决阻止，或要求联合进行，以便监督，防止国宝外流。